資本全球化的奇跡

　　陳志武

　　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奇跡”兩字時常跟中國經濟的各種指標聯在一起，比如，短短28年里GDP增長15倍、連續二十幾年GDP以年均超過9%的速度增長，等等，都是史無前例。就以馬上要結束的2006年為例，繼中國銀行于5月在香港融資112億美元這一紀錄后，10月工行在香港聯交所又一次融資219億美元，創下全球單次股市融資新紀錄，也是史無前例。

　　中行、工行等大型內地企業到香港上市，使香港成為融資量全球排名第二的股市，2006年實現IPO融資近400億美元，僅次于倫敦的490億美元，超過紐約證交所的336億美元融資額。香港人口才700萬，這么小的地方，從哪里來這么多錢去買

股票？是什么給香港以處理超大型招股活動的能力？這當然又是“奇跡”！

　　飲水思源，為什么現在的中國奇跡這么多？是什么、是誰造就了這些奇跡？當然，這跟1978年后的改革開放政策有關，但僅有這一政策還遠不夠，“奇跡”還源自西方在過去500年、特別是近200年建立的全球化世界秩序，沒有西方提供的這種“便車”就沒有中國今天的“奇跡”。

　　我們不妨想象一下中國在不同時期所面對的機會。首先，在1750年左右，中國有無可能創造今天這樣的奇跡呢？那是乾隆盛世中期，中國還很強盛，也沉浸在閉關自守中。即使拋開那時候的閉關自守政策不管，即使乾隆也想改革開放，那他面對的“奇跡”機會如何呢？答案很簡單：不可能。一方面，工業革命還是三四十年以后的事，機械化生產技術沒問世，也更沒有今天全球化所依賴的交通運輸和通訊技術；另一方面，資本市場全球化無從談起，實際上，在1720年英國議會通過“反泡沫法案”之后，股票市場在全球范圍內基本停止發展，西歐不再有活躍的股票市場，美國還沒有獨立，香港只是個沒什么人煙的漁村。所以，不管是乾隆還是任何皇帝的本事有多大，也不管中國的勞動力有多少、有多便宜，不管有多少中國企業要到海外上市，經濟總量5年翻倍、企業大規模融資等“奇跡”都沒門。

　　往前推100年到1850年。這時，中國的國門名義上在鴉片戰爭后已開放近10年，上海等五通商口岸已對外商開放，香港已租給英國但基本還是漁村，象征著金融洋務在中國開始的匯豐銀行還要15年后才成立。世界上，雖然以機械紡織為核心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國和美國已進行近70年，但工業技術還遠未成熟，電氣、電話以及相關工業技術也沒問世，鐵路和蒸汽輪船技術雖已發明并正在成熟，但并沒被廣泛應用，交通運輸速度和規模極為有限，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閎在1854年坐了5個多月船才從紐約回到香港。那時，跨國貿易和交往在進行，只是規模與速度極慢，各國經濟間的依賴度極低，中國人再勤勞能干也無法靠出口制造創造經濟“奇跡”。在資本全球化方面，倫敦金融市場已很發達，但以銀行、保險以及政府公債為主，倫敦證交所交易的證券90%以上非股票；紐約的證券交易也是80%以上為債券，股票比重仍然很低并以銀行股、保險股為主，只有少數幾只工業公司股票，到1860年代的鐵路股熱潮時美國股市才真正起飛。因此，在經濟騰飛速度和資本市場融資規模上，任何國家還不可能制造出中國今天這樣的“奇跡”。

　　再往前推100年，到1950年時，經過此前170年的發展，工業技術、交通運輸與通訊技術都已很成熟，也可極容易從西方國家移植到發展中國家，輪船、鐵路、公路與航空運輸網開始把世界變得很小。二戰結束后成立的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

貨幣基金以及WTO的前身——國際關貿總協定，為跨國貿易與金融投資奠定了核心架構。不僅在西方，許多后進國家也有了股市，西方國家的資本市場已基本聯通在一起。這些要素加起來，為當時還落后的國家提供了千載難逢、“史無前例”的機會，當時的日本以及之后的韓國和東南亞國家基本都抓住了這一良機。

　　回到工行在香港上市融資，這一“奇跡”與其說是中國創造的“奇跡”，還不如說是世界給中國帶來的“奇跡”。之所以只有700萬人口的香港也能為工行一次融資219億美元，是因為西方在過去幾百年逐步建立的全球資本市場體系，能把倫敦、紐約、蘇黎世、新加坡、巴西、中東等世界各地的資本輕易地調動到世界任何地方，使投資者、股票發行者、證券交易所的地理位置與國家屬性都不重要，讓國際金融市場調動資本的能力成為“奇跡”。

　　(作者為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長江商學院訪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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