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改變失衡中國

　　盡管有這樣或那樣的失衡和難題，就經濟發展而言，中國的情況還是在朝著樂觀與進步的方向走。2006年總體上肯定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好年頭

　　□ 趙 曉北京科技大學經管學院教授

　　-當高速經濟增長被斷定為“過熱”時，投資便被認為是過熱的根源，投資與消費之間的不平衡便成為政府眼中之刺。

　　新近召開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強并完善宏觀調控。這意味著：第一，政府仍然擔心經濟過熱，所以宏觀調控的手不會放下；第二，宏觀調控要逐漸從行政調控、產業調控乃至“微觀調控”更多地轉向依賴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真正意義上的宏觀調控。

　　一般來說，宏觀調控更多針對的是總量失衡。但面對中國諸多嚴重的失衡，如收入分配的失衡、政府與市場邊界的失衡、公共管理與市場化的失衡、投資與消費及外貿間的失衡、壟斷國企與競爭性行業的失衡、制造部門與金融等服務部門

競爭力的失衡、城市和農村間的失衡乃至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財權和事權劃分上的失衡等，“改變失衡”成為2006年各項政策走向的關鍵，甚至宏觀調控也偏離了經典意義，而成為糾偏的一部分。

　　房地產：平衡的關鍵

　　眾所周知，本輪經濟的發力始自2001年，隨著2003年以來經濟過熱，宏觀調控如影隨形，迄今為止業已經過三個階段。到了2005年，宏觀調控在相當程度上演變成房地產調控，即通過土地供應減少以及房地產信貸的緊縮來打壓房地產投資。2006年，宏觀調控雖然在多方面(貨幣政策、稅收等)有所動作，但總體上說起來，房地產調控仍是這一年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政策舉措。

　　對于房地產調控，國外經濟學者無論如何也搞不明白，為什么中國對一個產業的調控也可以稱之為“宏觀調控”？對此，需要從失衡中國的角度去理解。眾所周知，經濟增長靠的是消費、投資與外貿三駕馬車，這三者之間應保持一定的平衡關系。通常，在發達國家，消費是經濟增長的主動力，但在中國扮演主動力的是投資。應該說中國與發達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因此這樣的差異有合理之處。然而，當高速經濟增長被斷定為“過熱”時，投資便被認為是過熱的根源，投資與消費之間的不平衡、下游制造業與上游原材料供應之間的不平衡便成為政府眼中之刺�？貕和顿Y、提高消費、穩定外貿成為宏觀調控的選擇。

　　在投資諸領域中，增長既高同時產業帶動力又強的房地產投資又被認為是引發投資過熱的根源，再加上社會各界對房地產的非議尤其是泡沫的指控，房地產調控就此成為實現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的關鍵。當然，如果放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也許會通過總量調控特別是利率調控的辦法來減少房地產投資并防范資產上漲，但在中國，政府一者怕利率的調升會傷害其他利潤率較房地產低的行業，二者怕一刀切的政策導致國有企業陷入困境，其結果，便采用了政府最為熟悉的行政方法，當然也采用了一定的貨幣政策及稅收手段。

　　“彎是拐得有點急”

　　與2005年相比，2006年地根調控與銀根調控仍然繼續，但房地產調控又有了新的方向，那就是政策之劍越來越指向此領域之中的利益失衡。這一點非常值得注意。

　　何謂房地產領域的利益失衡？那就是在中國房地產發展過程中，各方的利益所得與所失嚴重不公。大體而言，政府與開發商成了這一輪房地產高潮中的既得利益者，失地農民與購房的普通市民則成為被權力—資本聯盟宰割的對象。這使得本來就貧窮的農民階層更加貧窮，城市中并不富裕的市民的儲蓄存款也被高漲的房價瞬間吞噬。房地產由此成為中國社會利益矛盾沖突的焦點。

　　2006年，政府各項政策中，也許最為可圈可點的就是終于開始考慮通過利益分配的調整來減少社會摩擦、實現社會和諧。盡管自出臺之日就備受爭議，2006年出臺的國六條以及國十五條等房地產新政還是具有一定的“撥亂反正”的效果，由此帶來中國房地產的三大轉變：一是從單純的房地產增長導向、效率導向轉向其與民生導向、公平導向并重，二是從單純強調住房市場化改革轉向其與住房保障體系建設的并重；三是房地產調控的主體從市場轉向了政府，各級地方政府是否聽命成為中央政府調控能否成功的關鍵。截止到本文寫作之日，建設部仍在苦口婆心地敦促地方政府必須在2006年12月20日前全面編制完成并公布住房建設規劃，尚未建立廉租房制度的城市，必須在年底前建立并實施。

　　這一切無疑帶有嚴厲的行政色彩，此舉引發廣泛的社會爭議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團的反彈。對此，筆者愿意用一句話來評論：彎是拐得有點急，原因是彎拐得晚了，鐘擺總是難免擺過頭！

　　說到底，政府的出發點以及真正目的并不是總量性的宏觀調控，而是糾偏，改變失衡。如果不死扣定義，從書本主義去苛求的話，政府的政策方向還是值得肯定的。

　　失衡背后還有失衡

　　2006年，改變利益不平衡的政策努力也表現在醫療改革、新農村建設等這樣一些看似全然無關的領域。醫療牽涉千家萬戶，它和教育以及房地產一起構成總理最痛心的三大公共領域，原因就在于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沒有房子住業已成為中國社會最不和諧的問題。在醫療改革上，政府一直在采取試點的辦法，并且試圖聽取專家們對已有試點的意見。

　　然而，學者的觀點往往大相徑庭。2006年，北京大學的李玲教授與周其仁教授便在醫療改革的公共化方向與市場化方向上各持異見，而此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關于中國醫療改革的報告以及新近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關于宿遷醫療改革的調查也都見仁見智。很難猜測政府最終將如何改革，但筆者相信，真理其實是在中間。正如世界銀行張春霖博士所指出的，在醫療改革、教育改革、事業單位改革等這些改革的領域，市場化改革與政府公共服務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因此兩者并非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相輔相承的關系，只有市場與政府兩只手都將資源加上去，資源供應與百姓需求的嚴重失衡局面才有可能根本完善。

　　“新農村運動”隨著村村通公路這樣的口號成為2006年的一個政策亮點，這同樣體現為政府正希望用大力之手，改變城市發展快農村發展落后、工業發展快農業發展落后的嚴重的失衡局面，讓工業去反哺農業，讓城市去反哺農村，從而在一個新的起點上達到均衡。當然，考慮到中國城鄉差距已高達5—6倍，遠遠高出國際平均1.5倍以及發展中國家平均1.7倍的水平，新農村運動的力度也許還需要變得更大才對。

　　失衡的中國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遠非一時的“宏觀調控”以及一些頭疼醫頭的經濟政策就能奏效。以城鄉差距而論，許多人的判斷是，即便有了國家的反哺政策，未來失衡還將繼續加劇。

　　不僅如此，許多失衡問題在付出艱辛的解決努力后，甚至會扯出來更深層次的失衡，因此更加無法通過“宏觀調控”以及簡單的經濟政策來輕松緩解。例如，房地產調控本來試圖改變此中利益分配的不平衡，讓政府、開發商、失地農民、購房者等相關利益者都能獲得較為公平的收益，不曾想卻又扯出中央與地方的失衡問題來。地方政府認為，目前中央與地方在事權與財權上的劃分嚴重不對稱、不平衡，地方明顯承擔了更多的事權卻只能占有較少的財權，因此向房地產伸手成為地方填補財政漏洞的不得已之舉。因此，中央如果只是在房地產分配的利益上進行調整，而不在中央與地方的利益上實現平衡，不僅難于奏效，還有可能激化中央與地方的矛盾。

　　窮人與富人之間

　　此外，無論是在老百姓買不起房、看不起病還是上不起學的問題上，表面上反映出來的是住房、教育以及醫療資源的不足，或者像某些人攻擊的那樣是市場化的錯，其實深層次透視的是中國相當一段時期財富分配與國民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公。也就是說，老百姓買不起房、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不完全是搞了市場化，而是老百姓太窮了。

　　老百姓太窮，在中國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中，必然意味著另外一些人富得太多了。事實上，筆者的研究發現，中國當前財富增長最快的三個群體是權力者及其親屬群體、權力法定的國有壟斷部門的職員群體、與權力結盟的資本群體(如房地產商)。以權力為中心，基本上是離權力靠近的收入和財富越豐，而與權力關系遙遠的人群則在收入分配上走向邊緣化甚至成為被剝奪對象——這個時候，富者與窮者之間便形成最為危險的收入分配上的“零和效應”，一些人所得正是因為另一些人所失。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課題組(高輝清、陶長高、劉小鋼執筆)計算了2004年在“新雙軌制”下以公共權力為背景，已經市場化了的商品和服務價格體系，和遠未市場化的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體系以及在國有企業的產權壟斷定價和無序轉讓中形成的巨大的租金額，總額高達4.6萬億人民幣，相當于當年財政收入的1.5倍(詳見本刊2006年第11期“46000億：新雙軌制下的灰色收入”)。其中，地價差導致租金為5285億元， 壟斷行業壟斷租金合計為2125億元，國有資產流失為715.49億元，腐敗租金為200億元左右，因此可大致測算權力壟斷與權力腐敗的租金額加總為驚人的8325.49億元，占到了2004年GDP的5.2%，相當于當年中央財政收入的55.1%。

　　很顯然，如果沒有新雙軌制這種令人厭惡的現象，那么中國2004年的基尼系數為0.3797，大致還處于國際警戒線之內，但是腐敗和管制迅速使得基尼系數惡化為0.4650。

　　這表明，中國的市場化進程表面上在加快，但權力的干預與尋租的空間同樣在加劇。這意味著，就連改革其實也是失衡的。大體說來是經濟改革一馬當先，而政府(政治)改革遙遙在后。而如今的局勢表明，“市場化＋傳統政治體制”的組合已經越來越不能讓中國健康地往前走了，原來的改革戰略需要大幅度進行調整。

　　好年頭能否繼續？

　　盡管有這樣或那樣的失衡和難題，就經濟發展而言，中國的情況還是在朝著樂觀與進步的方向走。正如一句民間流行語所講的那樣，年年難過年年過，年年過得還不錯。2006年盡管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經濟增長仍然雄視全球，外匯儲備一舉越過萬億大關，收入利益失衡開始加大努力扭轉，因此總體上肯定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好年頭。

　　展望2007年，中國既面臨著產業結構升級、外資繼續看好中國、投資回報高潛力大、消費旺盛、物價趨穩等利好因素，也存在著美國經濟和國際經濟可能下滑、就業壓力增大、產能過剩、

人民幣升值等不利因素。因此，各項政策勢必還將繼續體現改變失衡的努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確定，明年的增長無需太高，關鍵是要好，即要“又好又快”。這意味著政府將繼續像2006年那樣，淡化地方大干快上的決心，并且繼續揮舞宏觀調控的旗幟來號令諸侯。當然，宏觀調控本身需要“改善”，需要更多采用手段并且考慮效果，這意味著容易引發矛盾的行政調控、產業調控以及“微觀調控”可能逐漸“退市”，更多讓位于規范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除此之外，可以預料的是，政府還將在2007年出臺新的房地產調控政策、社保政策，收入政策、稅收政策、區域政策乃至出口和外匯政策。

　　說到底，中國經濟好比是一個巨大無比的木桶，除非能夠持續地補上短板，否則裝水始終有限，各方利益難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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