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治理成本外部化

　　馮興元

　　幾天前，與一位德國經濟學家聊到當代中國問題。他說我國很大一個問題是成本外部化。當時沒有深聊，但覺此話耐人尋味。仔細琢磨，情況確實如此，而對于一個法治社會，就是要做到成本內部化。

　　我國的成本外部化問題確實可以說無處不在。就拿我們個人來說，我們雖然是禮儀之邦，但往往可以看到街道上隨地吐痰，路人往往不得不側目而過。山清水秀的江南，小溪上游有人倒馬桶，下游則有人挑水飲用。上海的小巷口，稍一抬頭，就可以看到許多條鐵絲從這邊墻頭伸到那邊墻頭，上頭則掛滿了花花綠綠的衣服被單，有時還凈往下滴著小水珠。北京的街頭小吃鋪，食客大口咬著羊肉串，而把紙巾扔得四處都是。一些城市居民還從高樓居所往窗外倒水扔垃圾，殃及路人。

　　企業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我國眾多廠商的產品之所以賣得便宜，與污染負擔外部化有關。廠商沒有采取足夠的措施防范和減少有害排放物，從而污染了河流和海域。這樣一來，雖然廠家節約了成本，但對百姓造成了大量污染。據世界銀行測算，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每年僅空氣和水污染帶來的損失占GDP的比重就達8%以上。這是因為我們個人和企業的污染負擔外部化的結果。

　　上面一些事例說明，成本外部化給我們的經濟與生活帶來很大的問題。我們既知成本外部化之惡，就應追求成本內部化之善。成本內部化，無非是讓制造成本者自身來承擔其成本。

　　要達致成本內部化，方法很多。對于污染成本的內部化，最容易想到的是政府解決法。比如經濟學家一般提出通過征稅的方式，使得所計征稅額與外部化的那部分成本一致，也就是等于全社會所承擔的社會成本與排污者所承擔的私人成本的差額，這種稅是著名經濟學家庇古提出來的，所以被稱為“庇古稅”。政府解決法屬于罰款法。

　　與此不同，

　　在限制許多城市政府的形象工程方面，政治學家提出要加強百姓對決策的參與和監督，也就是加強地方民主的約束作用。

　　對于個人的“缺德”行為，倫理學家則提出要有道德教化。確實，“仁、義、禮、智、信”的修為可以幫助解決許多成本外部化問題。但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在達致成本內部化之路上，我們首先遇到的阻礙就是自己。文豪胡適曾經于1924年寫過一篇《差不多先生》的短文，名揚一時。“差不多先生”常常說：“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環顧我們周圍，也有許多類似情況。“差不多先生”的數量之多，行為頻度之高，決定了我國存在一種不良的群體文化，那就是“湊合文化”、“將就文化”。面對各種各樣的成本外部化問題，國人采取的是“差不多”、不聞不問的態度，缺乏公共參與意識。

　　總之，外部化問題涉及公共政策、市場行為和道德文化各個方面，在一個市場轉型國家，其治理也應該是綜合性的。(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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