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權：中美經濟的新坐標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 劉軍紅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猶如一個在房頂上，一個在地面上。發達國家為了避免后來者居上，就用保護知識產權的名義，撤掉梯子，維護技術差距。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拉開帷幕之后，中美經貿摩擦迅速轉入戰略對話。在中美經貿關系中，盡管人民幣匯率一開始便是美國關注的主要問題，但這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并未將其當做主要議題，而是把知識產權擺在非常重要的位置。顯然，美國關心的重點已經逐漸轉移到中美的生產力及其結構的變化。

　　當前，全球化已成為時代的標識。全球化最明顯的特征是經濟活動的全球化，企業的投資、生產、采購、銷售甚至研發已不再有國界的概念。全球范圍成為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空間。這種時空觀的變化，使貿易、投資等企業活動的自由化成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中美經濟的發展便體現了這種全球化下的“開放型經濟”特征。

　　二十年來，中國借助外資，確立了“世界工廠”地位，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

　　而美國經濟則發生了三大變異：第一，中間階層的丟失。1995年到2004年美國單位時間的勞動生產率上升了3%左右，但中間階層的實質工資僅增長1%不到，1999年到2004年甚至減少了近4%。中間階層并未享受到美國經濟繁榮的恩惠，美國社會趨于“扁平化”，支撐民主主義的中堅力量開始動搖；第二，美國經濟出現“沃爾瑪現象”。在IT革命下，美國生產率急劇上升的部門不是IT制造業本身，而是應用IT的服務業。流通領域的批發、零售業，金融領域的證券、保險業等生產率上升顯著。大型超市沃爾瑪因大膽創新企業組織結構，應用IT技術實現了生產率快速提升，成為典型代表；第三，服務業崗位流失。以往這種情況僅在制造業發生，例如在服裝、紡織行業，發展中國家的廉價熟練工人取代了美國本土勞動力。如今，隨著因特網的普及，會計、數據處理、程序設計等新興服務業也實現了網上對外委托。印度、中國等人才足不出戶，即可在網上獲得訂單，實現“遠程就業”，進而吸收了美國的服務業崗位。

　　其結果導致美國經濟呈現出一種不合邏輯的怪誕現象，即新增就業人數連續39個月上升，同時，失業率也跟隨上升。這種統計上的不合邏輯，表明美國經濟處于結構性轉型狀態：一方面企業用工增加；另一方面，企業淘汰員工的速度也在加快，新興企業迅速涌現，破產企業也層出不窮。

　　經濟表象的背后總隱藏著政治命題。因此，在布什執政六年后，目前美國政治體系中，保護主義又重新抬頭。而這一輪的保護主義帶有明顯的“唯生產力論”特征。19世紀40年代，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在《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中，從蓄積、振興生產力角度，提出了貿易保護主義原論。布什的“唯生產力論”當源于李斯特，而其出發點則是“知識產權保護論”。

　　這種轉變的一個重要體現是在今年11月下旬，41個發達國家在東京簽署了專利制度統一化的新條約。關于專利取得資格，美國第一次放棄“發明在先”，認可“申請在先”原則。當時，日本輿論就指出這是對發展中國家的“撤梯子”行動。

　　關于這種“撤梯子”理論，近期英國牛津大學出版了一本《梯子》，其中就有明確的闡述：在經濟發展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猶如一個在房頂上，一個在地面上。發展中國家要爬上房頂，其路徑就是模仿發達國家。而發達國家為了避免后來者居上，就用保護知識產權的名義，撤掉梯子，維護技術差距。

　　由此，就可以理解，為何美國在“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將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看做最重要的話題，其保持、擴大中美產業戰略差距的意味已經顯現無疑，或許這也是其一再申明“中國責任論”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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