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原罪：赦免還是贖買

　　12月19日，和君創業總裁李肅致信立法機構，呼吁赦免“民企原罪”。

　　李肅稱，目前有一股揭發檢舉企業家“原罪”的風潮，檢察機關收到的大批檢舉信，多是和某些企業早期創業時的違規操作有關，這些企業家不關心企業擴張，反而在擔心自己的“安全問題”。民企原罪問題的界定，已是當務之急。

　　民企既有“原罪”也有“原功”

　　主持人：最近，一些民營企業家的日子很不好過。“資本高手”顧雛軍、張海被推上法庭的被告席。剛剛并購了永樂的黃光裕突然遭遇“房貸門”。民企原罪問題被重新討論起來，究竟應該怎樣判定原罪？

　　李肅：原罪與犯罪有著明顯的區別，犯罪直接危害社會，原罪是一種具有歷史進步性和必然性的經濟違規現象。在我國，改革歷史進程中先后產生了多種民企原罪，必須以不同的法律和政策尋求不同的解決之道。

　　第一種原罪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起步期，民營企業的違紀違規較多集中于對舊體制的“邊緣突破”，是一種“改革性的探索原罪”。

　　第二種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深化改革期，民營企業的違規違法更多地表現為地方經濟發展中的“跟隨違法”，是一種“發展性的被動原罪”。

　　目前，原罪之爭的焦點是民企第一桶金中的權錢交易。我認為，從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向市場主導的資源配置轉型中，腐敗的最大根源，在于權力包辦經濟，由此產生社會經濟實體對權力的“配合”與“供養”。因此，權錢交易的主導方不是民營企業家，而是官員，“反腐”不應該等同于“反富”。

　　趙曉：在中國，除了中關村的“知本家”和江浙草根企業家好一些，其他民營企業家都存在著不規范的經營行為，有這樣那樣的原罪問題。據有關媒體報道，柳傳志自己承認在早期走私過產品，而劉永好也承認早期賣過劣質飼料。這些中國頂尖的企業家尚且如此，所以可以說在那段時期，民企的原罪問題帶有普遍性。我們不能回避它，而要重視它、解決它。

　　楊帆：民企原罪不是“赦免”的問題，而是“贖罪”的問題。解決的辦法比較簡單，就是對那些有原罪的民營企業家實行財產實名登記制度，說明財產來源，如果說不清楚，就向社會做善事，捐贈一部分；另一方面，國家要對這些人實行財產稅、

　　主持人：俄羅斯在經濟轉型中出現過的問題富豪現象，對中國有沒有啟示意義？

　　黃葦町：俄羅斯與中國不一樣，前者是采用激進的休克治療，整個社會出現了動蕩，大批國有資產被私有化，在此激烈的轉型過程出現了許多富翁。由于當時整個社會和經濟出現了混亂，所以俄羅斯社會和當局并沒有追究。 而在中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所以俄羅斯與中國具體情況不一樣，不能簡單地類比。

　　應該“反腐”而不是“反富”

　　主持人：既然民企原罪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應該如何化解？

　　楊帆：“原罪”是個偽命題，要搞清楚是誰提出來的。我們在談論法律問題，而不是一個政治話題。原罪是一個歐洲的基督教話題，認為所有人都有原罪(宗教和道德上的罪)，所以要赦免。對于中國民營企業來說，不是赦免的問題，而是贖罪的問題，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贖罪，要多做善事。

　　所以，我的基本觀點是要依法處理，不能因為是首富，或者是大企業家，就不依法辦事了。事實上，這些企業家都是因為犯罪被抓的，所謂原罪只是在替他們開脫。

　　黃葦町：從構建和諧社會的角度出發，我覺得應該區別對待，淡化處理，不要再過分渲染民企原罪。

　　一是堅持依法治國，對那些確實存在違法行為，情節嚴重的要依法處理。不能因為是民企“原罪”就不追究了，因為有些私營企業主的行為確實是違法犯罪了。如果違法不處理，那不是鼓勵更多的民企違法行為嗎？這與我國法治精神不符合。

　　二是要區別對待，重視現在的表現。我們現在能大規模追究歷史老賬嗎？這需要慎重考慮。在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民營企業為中國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稅收和就業貢獻幾乎占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因而對于帶有普遍性的原罪而不是違法的行為，我們應該低調淡化處理。

　　三是更要著眼未來。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生產要素配置的市場化，民企管理的規范化，未來的民企不可能再出現大規模的原罪行為。民企在科技創新和構建和諧社會方面，將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我們解決的重心是引導民企在經濟和社會事務上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是無限制地追究舊賬。

　　趙曉：目前的討論多比較關注個案，其實民企原罪已經超出個體范籌，而上升為一個社會性問題。因此討論和解決民企原罪的關鍵，是要對經濟轉型中的制度和環境設計作一個科學評估，并改善它。這才是關乎中國社會經濟轉型和發展進程的重點。

　　民企原罪給私營企業家提出了一個社會責任和財富品質的新課題。作為富人，在改革進程中受益最多，應該更多地回饋社會。這其中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規范財富的收入來源；其次是如何支配和使用財富。

　　仇富情緒加劇原罪爭論？

　　主持人：有觀點認為“仇富心理”加深了人們對民企原罪的關注。

　　楊帆：我不認為依法處理了幾個富豪，就是一種仇富心理。實際上，目前懲治腐敗、權錢交易的力度是遠遠不夠的。我們依法處理違法行為，阻力尚且如此之大，說明反腐的難度更大。

　　李肅：2003年修憲，提出保護私有財產，2005年兩會提出“非公三十六條”，2006年統戰部又提出社會新階層。從政策和法律上，民營企業的地位和意義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但是在具體的政策執行環節上，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還是比較惡劣，這種反差體現了一種仇富的情緒化思潮。

　　我建議：首先，要鼓勵和支持并非真正犯罪的“改革性探索原罪”，通過法院的判例立法，解決改革實踐與立法滯后的矛盾。其次，要歷史地看待民企的“發展性被動原罪”，在反腐敗工作中嚴格掌握政策，更多地鼓勵企業家揭露腐敗，保護民營企業的發展力。同時，要赦免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民企的“普遍性道德原罪”，要在全國人大建立聽證會制度，解決原罪劃界問題。

　　趙曉：這可以從兩個方面解釋。一是中國人歷來有仇富心理，不患寡而患不均。與西方發達國家比較，它們有幾百年的市場經濟和商業歷史，而我國市場經濟建設只有二十多年，因而缺乏成熟的財富文明。這說明仇富情緒存在合理性。

　　另一方面，人們并不仇恨比爾·蓋茨和巴菲特，也不仇恨李嘉誠和張朝陽、丁磊等中國新一代的科技創新富豪。為什么，因為中國人仇恨的是兩種富豪：一是不擇手段，非法暴富；二是為富不仁，攀比斗富。這說明中國的私營企業家應該加強社會責任。

　　黃葦町：仇富心理更深的社會背景是社會分配不公及收入差距正在拉大，這引起了仇富情緒的上升。

　　觀點鏈接

　　郎咸平：主張“輕罪和解，重罪司法”，要清晰界定原罪內涵，給予民營企業家贖罪機會，但證明是故意欺詐犯罪的不在其中。

　　秦 暉： “國有資產流失”的根源主要在“賣”不在“買”，在官不在商，在“國”不在“民”。如果要講“原罪”，與其說什么“民企原罪”，不如說是“官員原罪”。治好了“官”，民企再有“原罪”，也不會有“國有資產流失”之說。治不好“官”，民企即便再“原善”也無濟于事。

　　厲以寧：民營企業家實際上并不存在所謂原罪，而應叫“原始創業積累”。由當初政策不清所產生的一些問題，只要不是違法所得，就沒有什么好負罪的。大多數民營企業是守法的，不能以偏概全。

　　盛 洪：既不能一網打盡，也不能一筆勾銷。

　　樊 綱：要客觀看待原罪，比如德國對部分原罪進行赦免，但不全赦，給予補交稅款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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