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男，1962年出生，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是“中國問題學”、“人文經濟”、“公平市場經濟”、“現代中華文明”、“高貴中華、文明中國”、“現代農村制度”、“現代反腐敗制度”等理論和活動的倡導者。其對二元戶籍制度的批評、制度反腐敗的理論、維護農民權益的言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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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五農”問題     12月21日  星期四

　　文/胡星斗

　　以往，國人的眼光主要集中在“三農”(農村、農民、農業)問題上，中央政府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旨在解決“三農”問題。但在目前，影響中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最為人們關注的還有農民工問題、失地農民問題——農民工身份的被歧視、戶籍制度的藩籬、農民工非工非農的尷尬處境、農民工的候鳥狀況與穩定的產業工人和技術工人的短缺、廉價勞動力的被剝削、城市化的落后；農民工的維權、養老、醫療、就業、失業、工傷、培訓、文化娛樂、計劃生育、政治權利；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農民工對城市治安的影響；4000萬失地農民的“三無”(無地、無業、無社會保障)問題，土地維權問題，以及農民轉為城市居民后的貧困等等，成為擺在中國政府面前的最為棘手的問題。統籌解決“五農”(農村、農民、農業、農民工、失地農民)特別是農民工、失地農民問題，已經迫在眉睫。

　　首先，要給“農民工”正名。“農民工”這一名稱本身就是二元戶籍制度下歧視的產物。世界上極少有哪個國家的公民在做了工人之后仍然被冠以農民的。雖然農民并不天然地比城市居民和任何階層低賤，但在中國目前的語境中，帶有“農民”二字往往就帶有歧視鄙視的含義。所以，我建議以后所有的文件、媒體，必須一律改稱“農民工”為“新工人”(以下使用“新工人”一詞)。

　　所謂“新工人”，就是打破戶籍隔離制度的新型勞動者、新的穩定的產業工人。他們是中國城市現代化的生力軍、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以后，政府的決策、統計，城市的建設、財政預算，以及勞動保障、社會保障等等都必須考慮到新工人的因素。

　　因為“新工人”主要工作、生活在城市，而城市又是現代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所以對于目前的中國來說，解決“新工人”面臨的問題也許比解決“三農”問題更為迫切，對于中國的穩定與發展也有著更加直接的意義。至少，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解決“三農”問題的同時不該忽視了統籌解決“新工人”問題的重要性。

　　另外，目前中國每年發生群體性沖突事件8萬多起，其中圍繞農村土地征收所引發的沖突占了第一位。如何解決征地所引發的矛盾，方法之一是土地征收補償市場化。土地征收必須雙方平等談判，按照市場價格進行補償。補償款不能大部分給村集體，應當多數直接打入農民的銀行卡中；農民應當直接與開發商談判，沒有付清補償款不準開工；征地應當征求農民的意見，而不能僅僅是與村集體商談；征地過程應公開、透明、公示、聽證，應讓農民參與土地開發的增值分紅，比如讓農民獲得公路的股份。應當提高征地補償標準，為失去土地的農民上養老保險、醫療保險。

　　統籌解決“新工人”、“失地農民”問題，關鍵還在于進行“大戶籍制度”的改革，推進農民、“新工人” 、“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勞動保障的事業。

　　目前，全國許多城市正在進行戶籍制度改革，嘗試著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這是具有重大和深遠意義的社會改革，是一場中國式的平等權利的革命。但現在有一種看法，認為戶籍制度改革的重點是剝離戶口上的附加功能；戶口的附加功能過多過繁，使得戶籍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難以推進。所以，現在的戶籍改革只能刪繁就簡，致力于統一城鄉的戶口登記，以后再談附加功能的改革。

　　這種“狹義”的戶籍制度改革具有簡單性、策略性的特征，是值得肯定的，但我認為，在進行“狹義”的戶籍制度改革的同時也必須重視“廣義”的戶籍制度改革或者說“大戶籍制度”改革，即戶口登記改革與教育、醫療等“附加功能”的改革應當同時并進，否則，戶籍改革的成果十分有限，甚至可能偷梁換柱，對農民、“新工人”、“新城市居民”具有實質意義的“附加功能”的改革不了了之。

　　因此我認為，政府應當以戶籍改革為契機，進行平等權利的制度變革，也就是將城鄉分割的二元教育制度、二元醫療制度、二元養老制度、二元就業制度、二元失業保障制度、二元財政制度、二元稅費制度、二元金融制度、二元公共投入制度、二元電力制度、二元燃料制度、二元住房制度、二元土地制度、二元組織制度、二元資產制度等逐步一元化。

　　當然，在目前頑固的二元體制背景下，可以先進行形式上的戶籍一元化的改革，以身份證號碼進行社會管理，將個人信用情況、社會保障資料等納入統一的身份證號碼數據庫中，類似于美國的社會安全號管理。同時，改革檔案體制，將個人檔案電子化、透明化，進入身份證號碼數據庫，供全社會查詢。這樣，先形式上統一城鄉居民身份，規定新出臺的條例法律等一律不允許根據戶籍實行歧視性的規定，然后再從實質上也就是從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逐步統一城鄉待遇：如政府繼續增加對農村義務教育的公共財政投入，免除義務教育的一切費用，改造學校危房，改善教學條件；幫助農民建立大病醫療保險以及流行病、傳染病、地方病的預防體系，將低保擴展至農村，探索農民社會化養老的辦法；廢除對“新工人”就業的種種限制，將無地又無崗的失地農民納入失業保障范疇；改革鄉鎮政府，縮減鄉鎮機構，建立城鄉統一的財政、稅收、金融、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體系；統一城鄉組織，鼓勵農民行業協會的發展；確認城市基礎設施、國有資產中幾十年來農民的貢獻，廢除城市增容費、進城辦證、戶口買賣等不合理的收費和交易。

　　進行大戶籍制度改革，實質上是進行一場平等權利的革命，是中國政府落實國際人權公約的最好體現，也是在消除束縛中國生產力發展的最大的制度性障礙。人口能否自由遷徙以及遷徙的頻率，反映了市場經濟的發達、人才的流動和社會的活力；發達國家的年遷移率在10%以上，美國在25%以上，即每年有四分之一的美國人遷居他地，而中國只有1%左右，這實際上表明了中國社會管理制度的落后。

　　綜上所述，中國要統籌解決“五農”問題、把“新工人”變成新城市居民、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解決失地農民的生存困境，就必須進行大戶籍制度的改革，必須開展一場平等權利的革命。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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