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若森

　　2006年，當全國人民嘴角的年味尚未褪盡之時，“皇甫平”攜一篇網文《改革不可動搖》在時隔15年后重現(xiàn)江湖。文章指出，“中國又走到了一個歷史性拐點。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進程中，我們面臨著國內矛盾凸顯期與國外摩擦多發(fā)期的交織，社會上出現(xiàn)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他們把改革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些新問題、新矛盾，上綱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義的惡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臨一輪改革‘姓社姓資’爭論的輪回”，“我們應當從歷史與現(xiàn)實、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來正確觀察、分析當前的問題。”此文一出，舉國上下，一片嘩然。盡管尚是早春二月，乍暖還寒，但第三次全民思辨中國改革的浪潮開始迅速升溫，并席卷神州。

　　然而，“對于革命問題，有先知先覺者，有后知后覺者，亦有不知不覺者”，對于改革問題 ，同樣如此。本來，在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歷史進程中，諸多矛盾涌現(xiàn)的根源主要在于中國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尚不夠成熟與中國市場機制的作用尚不夠充分，而并非在于市場經濟與市場機制本身。但不少人偏偏將中國市場化改革中出現(xiàn)的新問題與新矛盾統(tǒng)統(tǒng)歸咎于市場化改革本身，并試圖從根本上動搖與否定中國市場化改革，這顯然是錯誤的，甚至有可能是蓄意的，或者說就是蓄意的。先知后知無知與真改假改反改，利益訴求與政治表達，左右對立與騎墻看架，吵吵鬧鬧與哭哭笑笑，全民思辨，熱鬧非凡。2006年夏天，中央終于出面定調，必須堅持改革不動搖。于是，有人放心了，有人非常失望，亦有的人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走了。

　　這一年總的說來事太多，印象比較深刻的有幾件。

    其一，私有財產權沒有貧富貴賤之分，但物權法修正案卻一開始就以鬧劇上場，以某些人偷笑散場，很有點不地道。

    其二，經濟學家與新聞時評皆須拿出點專業(yè)精神，“學者不是民意代表”，張維迎確實才真正是真正的學者，今天李家長明天趙家短后天又孫家寬的，那是兼職跳蚤在胡扯。

    其三，社會本位之下的企業(yè)社會責任具有法律責任與道德責任之分，政府亦該明確其自身的治理邊界，在商言商，該政則政。任志強橫眉豎目，“窮人哭墳哭錯了墳頭”，確實，該找企業(yè)時是要找企業(yè)，但該找政府時還就得去找政府，或者去聲討躲在后面掌舵的灰色官員，否則，后果自負。任志強象個真正的商人，唯一不足的是他處在國企，難免讓產生猜疑。相比之下，潘石屹盡管總是笑咪咪，但其一口一個“民工”一口一個“民工”的，難怪有人當場提醒他“別忘了你的房子都是那些民工蓋起來的”。

    其四，“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上海陳良宇與北京劉志華先后落馬，這顯然是某種信號。在全民反腐與通往治理結構變革之路的同時，人們稍許欣慰，并有了更高的期望。

    其五，股指突破歷史新高，尚福林定會意氣風發(fā)并暗笑不語，部分股民或許分享了改革的收益,但絕對不會是全民。

    其六，科學更是一類社會文化現(xiàn)象，除了直接從工程技術與經濟建設以及其它社會實踐中獲得動力、任務、物質與精神資源之外，科學尚須從社會文化母體中吸取養(yǎng)分，并在其中孕育與成長，科學必定打上社會文化母體的烙印，強行將其源自社會母體文化的胎記去掉，又何以認證科學？！其實誰吵誰鬧誰說皆作不了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當然，亦并非沒有人試圖挑戰(zhàn)這句存活了好幾十年的話語，但就目前看來，其依然管用。

    其七，“中國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在內。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始終是中國改革發(fā)展的重大任務。”

　　2006年即將過去，來年將又是一年芳草綠。中國改革，明年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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