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 申音

　　柳傳志說，他衡量一個企業的成功有兩重標準，一是能否做大，二是能否做長。

　　他創造了一個虛擬帝國，據說這個叫QQ的聊天軟件擁有超過5億的注冊用戶，接近中國人口的1/2，他的公司是中國市值最高的互聯網公司。

　　他是一夜成名的新首富，他的半身像出現在小城無錫的各處，在這個頭銜前面還可以加上“環保”和“科技”兩個詞。

　　他在大學時候熱愛寫詩和散文，而后來他讓大城市里的每個寫字樓的電梯間都裝上了液晶電視屏，看新鮮的廣告好過尷尬的面面相覷。

　　他是一個教英語的老師，他想

　　他執掌著中國最大的銀行，數億中國百姓的家庭夢想就儲存于此。過去，這家銀行壞賬累累、不良資產如山，而現在，它是創造了全球最大的IPO紀錄的熱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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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是屬于某一個群體的新成員。這個群體很小，13億人的中國只有25人可以有幸加入其中。他們沒有世襲的權利，每年都會有一整套相當嚴格的外部民主評選程序來決定其離開還是留下，他們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25位企業領袖”。

　　對于這樣一群人而言，影響力意味著什么？顯然不僅僅是指財富和權力，還包括他們孜孜以求的更高的目標、更大的責任、更新的未來，他們通過自身的言行來激發人們的想象力與熱情，他們憑借其領導的企業的出色表現來改變商業環境和社會生態。

　　今年，這個群體第一次有了終身成員：柳傳志、張瑞敏、魯冠球。他們用自己超過20年的企業實踐來詮釋什么是影響力，他們即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代企業家中的碩果僅存者，又是以驚人地自覺向新一代國際化企業家轉型者。在過去三年，他們不僅始終高居企業領袖榜單前列，而且其聲望和影響已經超越了時間和商界的范疇。

　　長江后浪推前浪，2006年的榜單上第一次同時出現了9張新面孔，變化之大超過了以往歷屆。這既反映了我們整個商界的日新月異，也與評選指標的修改和重新定義分不開(詳情參見附文《評選過程及評選方法說明》)。國際化影響力、創新力和社會責任感是決定本屆榜單變化的三個最關鍵指標。

　　好了，讓我們進入正題。看看本年度的中國企業領袖們是如何展現影響力的？

　　他們的雄心

　　黃光裕(第4位)才37歲，剛剛完成了一場涉及金額高達52.68億港幣的并購。盡管最近他已不再以光頭形象示人，但凌厲的霸氣還是讓這個產業上下游的所有人側目。今年5月，美國《時代》雜志把他評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100人物之一。上一個獲此入選的內地企業家是華為的任正非，61歲的他今年排名第2位。

　　打敗世界上最有效率的IT公司——戴爾，這可能嗎？楊元慶(第6位)決心將IBM、HP、康柏都沒有做到的事做到。當投行的分析師還在表揚聯想的整合要比當初HP對康柏的整合“快多了”時，他已經炒掉了一個出身IBM的CEO，挖角了一批來自戴爾的資深經理人，包括一位新的CEO阿梅里奧，并把戰場開辟到了印度、歐洲。

　　“華人是一個很大的族群，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但是華語媒體的話語空間卻很小……”坐在一面墻壁都嵌滿了電視屏幕的辦公室里，劉長樂(第14位)說自己不甘心。2006年，鳳凰衛視實現了在全世界范圍內的覆蓋，他把勇敢的女記者和大膽的男記者派到了全世界有新聞的地方。而劉長樂的新目標是打造一個全英文的華人電視頻道。

　　美國人不讓我收購尤尼科，那好，中海油就把井架架到遼闊的非洲海岸線上。傅成玉(第8位)沒有被失敗打倒，他又開始了滿世界的并購，只不過這一次準備得更加充分。

　　他們的創造

　　“在想象力面前，利潤率是不平等的。”江南春(第18位)這樣說道。做從未做過的事情，做跟別人不一樣的事情。做有難度的事情，回報可能更大一些，得到的尊敬可能也更大一些。

　　在一個國際企業家峰會上，鄧中翰(第17位)和諾基亞CEO康培凱坐在一起，后者剛開始連名片都懶得跟他換，當知道索尼、三星、飛利浦都采用了中星微的芯片，態度就轉變了，甚至還邀請鄧到諾基亞總部談合作。

　　當幾乎所有地產商都炒樓炒地蓋別墅寫字樓

　　盡管馬蔚華(第5位)領導的招行被國際投資界公認為中國最具創新活力的銀行。但一個來自窮國孟加拉叫尤努斯的銀行家還是給他上了一課。在馬蔚華看來，尤努斯之所以能獲諾貝爾和平獎，是因為他按照信用原則，顛覆了“窮人就缺乏信用”、“無恒產者無恒言”這樣的傳統觀念。觸動之后，他反問自己：“尤努斯在孟加拉都可以探索小額信貸和貧困農民的貸款，我們中國為什么不能探索？”接著，他就開始試點中小企業的貸款試驗。

　　他們的責任

　　2006年，王石(第1位)把不少精力放在了關心內蒙古農民如何在沙地上種棉花的事上。作為阿拉善基金的發起人之一，他在思考如何用更商業的手段改變“風沙之鄉”的面貌。與此同時，王石督促萬科開始著力于三件體現“企業公民責任”的工作——推廣廉租房建設、設立專門用于居民舊村落保護的基金和推進節能環保運動，而廉租房是重中之重。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蓋茨、巴菲特離中國并不遙遠。牛根生(第3位)捐給“老牛專項基金”的全部股份的市值目前已經突破25億元。他坦言，“企業家的人格影響力往往與他處

　　但老成持重的柳傳志還是提醒企業家們不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他說道：“企業根本的社會責任還是提供好的產品，認真交稅，把客戶服務好，公益只是一種社會潤滑劑，主要責任還在政府，需要與經濟改革配套的社會和政治改革，不能把社會責任上升為主要的企業責任。”

　　他們的焦慮

　　柳傳志說，他衡量一個企業的成功有兩重標準，一是能否做大，二是能否做長。

　　對于前者，大多數企業領袖充滿自信。而對于后者，許多人的答案就沒那么肯定了。

　　今天整個社會的輿論對于企業家有些苛刻。他們中的一些人嚴重地缺乏安全感。由于當年在轉軌經濟時期趟過“灰色地帶”，他們如今還在被所謂的“原罪”所折磨。柳傳志建議將準備加入WTO前后作為一個時間點，之前的全部清零就是了。

　　任正非也有焦慮，華為在走向國際，艱苦奮斗，以加班為榮的“墊子精神”倒底還要不要？他重新梳理了公司的核心價值觀，將“豐富人們的溝通和生活”確立為企業的宗旨。

　　最痛苦的莫過于李東生(第10位)，TCL經歷了一場“敦刻爾克”式的大撤退。他的反思引起了整個企業界的重視。“很多問題是在我們企業內部一直存在著，企業參與國際競爭使這些問題比較集中地暴露出來，而這些問題在我們企業的發展中遲早是必須解決的。”

　　無所不在的壓力考驗著我們每一位上榜的企業領袖，而這也正是激發他們釋放出最大能量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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