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貴峰

　　中央黨校最近對部分學員進行的問卷調查顯示：領導干部對2006年存在最嚴重的社會問題的關注焦點中，“社會治安”今年首次躍居首位，取代了多年來一直居首位的“收入差距”(中新網12月18日)。

　　“社會治安”取代“收入差距”成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說明了什么呢？——是“社會治安”問題更突出、尖銳了，還是“收入差距”問題相對緩解、減輕了？在我看來，“社會治安”和“收入差距”其實根本就是同一個問題的兩面，也就是說，從很大程度上講，“社會治安”實際上正是“收入差距”的反映、見證，而“收入差距”無非是“社會治安”的病灶、動因。

　　至此，我們不難進一步看出，“社會治安”和“收入差距”作為“同一個問題”背后所共同指向的，說到底，實際上還是一個權利的問題——也即權利本身的差距或者說貧困問題。設想一下：如果外來人員也能像本地人一樣享有“較好的福利保障”這樣的權利，他們會頂著巨大的社會壓力去“亂擺亂賣”、干“臟亂差的工種”嗎？更進一步，如果他們的權利比如教育權從一開始就能得到充分保障，擁有良好的教育成長環境，又何至到處被人認為“素質低”、動輒受限制、驅趕呢？

　　其實不單“社會治安”和“收入差距”，包括“失業”、“看病難看病貴”、“農民負擔”、“教育不公平”等等當前人們感到嚴重的社會問題，其實也都可以歸結為權利貧困的問題，如“失業”問題背后勞動者的就業權、勞動權的貧困，“看病難看病貴”背后患者的健康權、社會保障權，等等。

　　因此，“社會治安”也好、“收入差距”或者其他社會問題也罷，誰成為更為嚴重的問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所有這些社會問題之所以會成為問題的權利根源，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幫助它擺脫貧瘠、虛弱的狀態，促其不斷成長、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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