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波斯納

　　整個世界，正在經歷經濟不平等日益嚴重的情形。

　　最近的媒體報道顯示，對沖基金經理人及私人股權投資者等金融專家收益相當高、CEO的薪水令人吃驚、軟件企業家獲取了豐厚回報等。那些只有極為富有的人才買得起的奢侈品現在需求急速上升，比如私人飛機、數十萬美元一輛的汽車。現在美國約有800個億萬富翁，百萬富翁數不勝數，每500個美國家庭就有一個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

　　這只是收入分配上端的情況，還沒有考慮到收入分配整體，更別說貧困狀況了。過去人們關注的焦點，也就是收入最少的20%的人口的財富狀況，近年來沒有太大變化。但是1980年以來，全部個人收入中最富有的1%人口的比例從8%提高到了16%，因此我將集中討論收入分配鏈的上端。

　　那么，財富更加集中的原因和后果是什么呢？原因之一是邊際稅率的降低，因為邊際稅率過高會讓人不愿冒險。考慮兩個人：一個拿著10萬美元的年薪，且工作穩定；而另外一個有10%的機會賺100萬美元，而90%的可能是一分錢也賺不到。他們的平均年薪是一樣的，但是高額累進稅率會大大降低后者可能的稅后薪水，因此更少人會愿意選擇第二個人的職業。最富有的人通常都愿意承擔風險而且是走運的人，不走運的人收入減少，就會跌入收入分配鏈的下端。因此是整個富裕階層在變得越來越富有，而不是每個富人都這樣。

　　我對財富集中的后果更感興趣。現在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口繳納了全部聯邦收入稅的三分之一，這對其他人來說是個福音。極富的人還能夠保護昂貴的藝術品，為高風險的投資基金提供資金，還有為慈善企業投資。

　　美國人不怎么會妒忌富人，部分原因是因為慈善業的發展，部分原因也是發明了微軟視窗等造福于民的產品的人成為富人。但是這并不是說超富的存在都是好的。有三個可能的不利后果：

　　(1)智商高的人能夠獲取更高回報的事實，可能會讓這些人不會傾向于去從事那些對社會有益而私人回報比較低的行業。市政服務和公共教育的質量似乎都在下降。

　　(2)面向國外的慈善事業可能會擾亂一貫的外交政策。很多慈善機構的支出計劃并不有意與美國國家目標相協調。

　　(3)巨大的個人財富可能會扭曲選舉。個人財富能夠讓候選人擁有巨大的優勢，即使本人不參加選舉，也可以對其他候選人施加影響。更重要的是，富人對選舉的巨額投入迫使那些并不富有的人花更多時間籌款，這會降低不富有的人從政的意愿。

　　這些不利后果嚴重到需要去改變財富分配狀況嗎？我不這樣認為。

　　(作者為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本文有節選，王慧卿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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