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

　　12月17日《北京青年報》消息說：證監會回應顧雛軍“舉報信”，稱對科龍電器的立案調查“完全符合規定程序”。

　　顧雛軍案已然超越了中國資本市場秩序之爭的框架，而幾乎成為經濟領域的一次公共事件。證監會只能從程序正義上給此案一個合理的出口，至于“故事”本身可能關乎資本市場的、權貴經濟的、法律底線的等等宏大命題和細節邏輯，是一紙“回應”解決不了的。

　　有一個傾向讓我們備覺猶疑———為什么顧雛軍在既定事實面前一直有強烈的話語表達欲望？為什么這種表達欲望屢屢被鉗制被消弭？一個被正在審理的案件，一個事關重大的嫌疑人，在和司法機關“親密接觸”的事實語境下，何以需要“一份長達15000多字的舉報信”在庭審之外表達立場呢？

　　顧雛軍的舉報信，在公眾的視野里，也許“玉石俱焚”的標本意義要遠甚于“救命稻草”的意義。畢竟，“郎顧之爭”業已成為一個標志性歷史事件，但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轟轟烈烈的“精彩部分”，今天，顧雛軍竭力想要講述的“開頭”和“結尾”，也許很多人不用他說也明白其中的八九分，不外乎權力和資本欲說還休的絲絲縷縷。

　　從法理的視角來看，他有檢舉的權利，他也有公開更多真相的權利。顧雛軍在法庭上對其涉案事實的陳述中，不斷提到一些政府機構甚至官員的名字。也難怪一位長期關注此案的法學界人士說，“這些名字就是顧雛軍進軍

　　眼下，顧雛軍是把這個時代“經濟與法的博弈”放大到個人命運的背景下去讓我們考量，或者憎恨或者悲憫，有一些“傷口”早就是我們可以想見的：譬如，一般市場體制成熟的國家養成一個億萬富翁平均需要幾十年，而我們卻只用了短短十年。于此，我們的財富配置又有多少經得起法律、社會和歷史的甄別呢？資本市場的“空手道”和資源的“乾坤大挪移”真的與我們切身利益無關緊要嗎？顧雛軍的“故事”看來注定要展覽我們的“傷口”了，只看我們有沒有勇氣和底氣去聽。

　　其實，顧雛軍該當何罪，法院自有公正判決。但我們還是希望“讓他把‘故事’講完”，這不僅是出于一種法理層面的正義、公平，更多是冀望于借著這個“故事”去反思法定中國資本制度的現實之惑、登堂入室的跨國中介機構是否南轅北轍、

　　當顧雛軍的“故事”牽涉的元素日益龐雜，或許也預示著此案的“司法環境”越容易受到其它力量的影響。這，對我們又是另一種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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