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約評論員 周慶安

　　11月初美國中期選舉落幕的時候，《紐約時報》著名政論家Thomas L.Friedman正在中國上海，他在專欄中寫道：“現在，我們已經通過這次選舉，證實了伊拉克是影響2006年美國政治的最重要的國家，而我目前正在訪問的中國，乃是最有可能影響2008年美國政治的國家。”

　　仿佛為了印證Friedman的這段話，一個由美國財政部長、商務部長、美聯儲主席、貿易代表組成的代表團正在北京開始中美之間的第一次經濟戰略對話。而且作為戰略對話的一個重要特點，美方和中方代表團不是分成若干個小組，而是在一天半的時間內，所有人都坐在同一間會議室里。

　　中美兩國不同領域的經濟首腦們坐在同一間會議室里，首先要解決的恐怕是一個基本的框架問題。對于經貿問題在整個中美關系中的定位，常常是人們判斷經貿問題解決方案的依據。因為經貿問題不但有簡單的經濟價值，還有復雜的政治價值。然而，過高或者過低地對中美經貿關系進行政治估值，都是對當下中美關系的一種誤讀。

　　的確，經貿問題在當下已經超越以往中美關系中的許多傳統議題，至少更讓人感到關注。保爾森訪華之前，曾經頻繁會見了美國國會中對中美經貿關系思想活躍的議員、不少國會關于中國事務的小組，甚至還和美國軍火商代表和中美關系智庫專家們見面。如果按照美國前貿易代表米奇·坎特的說法：“貿易與國際經濟已經走到了對外政策的桌面上，克林頓是第一位真正使貿易成為內政外交之間橋梁的美國總統”，那么喬治·W·布什則生逢其時。

　　僅僅如此，就足以說明經貿問題的政治價值無法低估。這次高規格的對話至少證明，一個僅僅憑借數十億美元訂單就能夠消減美國對華經濟情緒、改善中美經貿關系的年代已經過去。中美之間要的是一個長期的穩定的經貿框架和交易法則，這個框架或者法則才是戰略對話的“戰略”意義所在。否則，政治壓力-經濟補償-加大逆差三者之間的惡性循環會降低經貿關系的政治價值。

　　但是高估經貿問題的政治價值，的確也是某些樂觀主義者的現實心態。沒有了貿易逆差，中美之間是不是就沒有了相互的猜疑、擔憂和隱患？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雖然保爾森帶來的是人民幣問題、盜版問題、市場準入問題甚至

　　反過來，準確的政治估值，將會使經貿關系成為兩國關系的穩定器。美國會參議員Max Baucus曾經在蒙大拿大學的演講中說：“因為美中兩國在武器擴散、地區安全、人權、宗教自由、西藏和臺灣問題上存在大量分歧，對雙方都有利的貿易和經濟關系將像船錨一樣發揮重要的穩定作用。”一個極其典型的例子就是，1996年3月美國

　　影響政治估值準確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總體來說，地區安全信任和全球戰略定位是影響經貿關系的政治估值的核心因素。沒有人愿意和敵人做生意，讓他們賺錢而自己吃虧。迄今為止，我們還不能斷定中美之間已經形成了地區性的安全信任，只能說中美之間在安全領域有許多相同或者相似的追求。由于缺少戰略信任，不了解彼此的戰略發展意圖，中美政治關系中的偶然性事件，或者歷史問題，常常會使得兩國關系在短期內發展緩慢，停滯甚至倒退。

　　長期以來，美國對華政策中處處可以看見經濟上的不安全感。經濟不安全感來源于政治的不安全感。至少部分來源于此。中美關系專家大衛·蘭普頓在《同床異夢——1989至2000年中美外交》中回憶說，到了1999年，貿易問題還與安全和技術轉讓問題掛鉤。帕特里克·布坎南甚至公開表態說，(中美關系中的)“自由貿易者是賣國賊”、“你們離賣國的邊界很近了”。

　　但是進入21世紀之后，或者說9·11事件之后，反恐成為了美國國土安全的核心任務。大國關系也開始圍繞這個最大的安全命題展開。中美在安全領域的對話與合作逐漸加強，“利益攸關方”成為了雙方公認的身份定位。外交官們公認中美關系從沒像現在這樣穩定過。尤其是入世五周年之際，美國反過來用“自由貿易”作為對中國的一個砝碼。

　　而實際上，這種估值的分歧，不但在中美關系操刀者中存在，甚至在美國國內政治中也存在。民主黨執掌國會之后，美國對華經貿政策存在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共和黨和民主黨對中美經貿關系的政治估值不同。今年中期選舉之后，美國國會著名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委員會”公布的2006年度報告中，再次敦促美國政府在經貿領域加大對中國的壓力。南希·佩洛西在就任眾議院議長之后，人們普遍擔心國會將會對兩國貿易和人權問題產生更大的負面影響。

　　這并不是說，共和黨就不關注中美貿易的問題。打個通俗的比方說，共和黨能夠接受價格更低一些的中國商品，而民主黨希望這些商品價格再高一些。或者說，兩黨對共同價格的中國商品要求的附加價值不同。民主黨更重視人權、市場的附加值，而共和黨則嘗到了安全和共同利益作為附加價值的好處。這種估值的分歧，甚至連美國新保守主義雜志《新共和》都刊登文章參與討論，并且旗幟鮮明地認為“佩洛西的對華態度到了該改變的時候了”。

　　保爾森的訪華之旅注定要寫進中美關系史的一頁。因為中美雙方在經歷了戰爭的洗禮、政治的沖突、意識形態的分歧之后，注定要走到經濟的摩擦這一步。雙方彼此都期待一個更加開放和穩定的對方，但是雙方量身打造的理想市場，和中美經貿的現實之間總是存在不小的差異。在外交關系中，經濟的差異化往往和政治的差異化有同質性。

　　這是一次功能性的對話，而不再是簡單的認知性的對話。長期下去，中美關系中內政和外交之間的分野會逐步消失，經濟和政治之間的距離會逐步縮小。這就是為什么Thomas L.Friedman斷言中國是最有可能影響2008年美國政治的國家的依據。這個時候，給中美經貿關系做一個準確的政治估值，也就是給本國未來的國際環境做一個準確的評估。就此一項，馬虎不得。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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