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曉天/文

　　加入WTO對中國到底意味著什么？五年前的人們各執一詞。當經濟學家和國家的領導者們堅信“鲇魚效應”能讓中國經濟自身的活力得到激發并最終融入整個世界市場而分享紅利的同時，另一些人則擔憂全球化會招致對原本脆弱的國內農業和勞動力市場的致命打擊。

　　時隔五年，雖然后者的聲音仍然清晰可辨，擺在面前的事實卻已讓爭吵全然失去意義：僅僅五年“過渡期”，中國的年人均GDP由1038美元增長到1700美元，貧困人口從2001年底的3209萬人減少到2005年底的2365萬人，物價平穩，對外貿易額持續快速增長，經濟勢頭穩健，中國對全球經濟貢獻率越來越高。除了這些抽象的宏觀數字，人們開始熟悉并適應了WTO框架這種全球貿易的游戲規則，并積極學習如何在這種規則下選擇最優行為，這對于一直習慣于“自給自足”的中國人來說，顯得尤為重要和珍貴。從這個意義上講，WTO已經成了中國用以面對未來變化的最有效的捷徑。

　　然而，在這些眩目的宏觀經濟數字和吸引眼球的重磅媒體事件背后，終究還有一些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加入WTO五年，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到底得到了什么實惠？國內某著名網站為此推出一個網絡問卷調查，題目為“中國入世五年來百姓生活十大變化”，可是遍觀所設之選項，皆“汽車越來越便宜了，車型越來越多了”、“我們中國的家庭也能看見洋保姆了”、“咱也看上

　　不僅如此，這一輪入世五周年所掀起的媒體風浪，最普遍的特點是，人們關注汽車、關注金融、關注外商投資、關注各行各業的成就，卻少了問題的另一面：還有哪些，是我們做得不夠好的，是我們所忽略了的？

　　對于國人來說，入世實際很大程度上是“以開放促改革”，單純地談開放受益，遠不如開放所引發的改革影響來的深刻。而社會生活包含各個方面，WTO時代的到來，到底是怎樣影響人們細微生活的？這樣一個大國，是人口的大部分還是只有一小部分能真正體驗到全面開放帶來的甜頭？參與國際競爭必然造成的社會結構變動過程中，少數群體受到損害，一些甚至被邊緣化，那么這些人由誰來管？政治體制的改革、政府角色的變化是否能夠跟得上WTO的要求？也許此刻我們還不能給出這些問題的完整答案，但在評價入世效果時，必須把與之相關的選項納入考量，否則，調查只能是走走形式，甚至會掩蓋問題的發生并錯過補救的機會。

　　比如壟斷，經濟學家張五常曾言，“我認為中國加入世貿只有一個重點，那就是協議的履行會迫使中國的特權利益加速瓦解，主要是國營企業的壟斷權”。然而時至今日，我們不得不遺憾地承認，在某些行業和領域，壟斷企業仍然掌握著絕對的市場話語權。普通消費者還是要終日接受電、水、燃氣等的壟斷定價，接受石油價格只隨國際油價漲而不隨之落的事實。就連業已為中國WTO開放樣板的銀行業，其市場化進程也是如此多艱。從計劃引進外資開始，就不斷有持所謂的“金融安全”論者出來阻撓；而直到今天，民間融資機構還無法取得與其實際發揮的作用相匹配的合法地位；外資銀行踴躍入駐讓人們對中國的金融業改革滿懷希望，但現在看來離最終勝利還遠：國內人民幣的存貸和零售業務的主體基本上還是由國有控股商業銀行控制，大多數百姓由于100萬人民幣的限制而無緣享受外資銀行的先進服務；在比較落后的城市和農村地區，也一直和融不到資的中小企業一樣，被現代金融業的優質服務拒之門外。有人甚至提出，電信、石油、金融等行業的大量國有壟斷企業紛紛改制并上市的結果，是強化了相關行業的壟斷，而政府出于種種原因對這些壟斷行業往往是保護有余而削弱不足。看來，政策制定部門是時候在《反壟斷法》上多下些工夫了，畢竟，開放市場而不開放壟斷行業，不應是加入WTO的題中之意。

　　環境和能源問題，同樣是評價入世效果時不能缺少的重要指標。世貿協議的內容中，不乏致力于國際貿易中節約能源和環境保護的合作訴求。不久前訪華的歐盟貿易專員曼德爾森就表示在將來的WTO談判中，可能會考慮以對“氣候友好型”的產品征收更低的關稅。而在過去幾年中時有發生的針對中國的行業反傾銷，很多就是以不符合環保要求為理由。可見，可持續發展不僅是國際社會共同擔負的對于人類生存環境的道義責任，甚至已經成了國際貿易爭端中的有力武器。而我們為什么就偏偏在評價入世成果的時候，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這個指標，并總是刻意地去強調別人的貿易保護主義？正當人們在大談特談2006年GDP總額將突破20萬億元時，另一邊卻同時傳出了有的地方要退出綠色GDP核算試點的新聞。根據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的《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占當年GDP的3.05%。虛擬治理成本為2874億元，占當年GDP的1.80%，實際上這還只是冰山一角，相比而言，那些從媒體上不斷披露出來的某地因工業污染而全村皆病的報道則顯得觸目驚心得多。

　　日前，美國前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在談及當年中國的入世談判時說，“我一直以為，我當時的中國對手非常非常精明和務實，最重要的，他們總是把中國利益放在第一位”。誠如斯言，整個國家的利益正是我們要求加入WTO的出發點和歸宿。而政府在這場入世長跑中的責任邊界，應遠遠覆蓋于受益者群體之外，如失地農民、如民企、如環境，推而廣之到整個博弈中受到損害的。政府職能的轉變，同樣是WTO 對中國提出的要求之一。

　　然而，在這場五周年的慶典中，我們在媒體的話語中，很難發現對問題的關注和探詢，甚至是有意回避，似乎生怕給反WTO、反全球化者以口實。但實際上，中國的問題，尤其是中國農民所面臨的困境，在其他國家開放的過程中，也都廣泛存在。而正是這些問題的存在，才使得進一步的開放和更深層次的改革成為緊要。中國的政府需要的是解決問題的勇氣和智慧，而老百姓需要的，則是面對“中國入世五年來百姓生活十大變化”這樣的問卷時，有更多現實可感的選項，并使他們的感受與評價讓決策者們知道，作為進一步行動的依據。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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