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文

　　2006年快要過去了。在這快要過去的一年里，中國經濟取得了相當好的成績。大家一定看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消息，我國的經濟總量今年將第一次過20萬億，GDP比去年同期增長10.5%，居民消費物價指數保持在1.3%，農民純收入增加6%，城市居民收入增加了11%，財政增收20%。當然不是沒有任何問題，不過從整體看，從全球范圍看，中國經濟的表現實在好。

　　在經濟的好成績當中，企業和企業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也是最近的數據，2006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增長超過三成。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為大體從2004年以來，南方以至全國的勞動力成本開始上升，土地價格上漲，原料和能源的價格也上漲。這給企業經營帶來不小的壓力。但是實際情況說明，中國企業其中包括各個類別的企業，整體上在消化成本上升壓力方面做得相當好，生產率的進步超過了成本上升的幅度，所以利潤增加了。

　　單是中國出口的大量增加，也是企業貢獻的證明。這里面當然有匯率的因素，但是那么多符合國際市場標準的商品和服務，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提供到全球市場上，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進口的減少，也有一部分是因為中國產業升級正在加快的結果，因為一部分原來非進口不可的設備工具，中國公司開始在本土制造，其中有的還開始出口。這些當然都是中國企業的貢獻，其中很重要的，也是中國企業家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成績好，當然就有理由高興，有理由自豪和驕傲。在這樣一個年末歲初，回顧成就、論天下企業英雄的時刻，應該不需要我來宣講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的道理。

　　那么講什么好呢？還是從一些經濟學家同行對中國企業利潤的不同看法談起吧。最早是世界銀行的中國專家發現，在中國的高儲蓄中，有很大一塊并不是來自居民家庭，而是來自于企業。企業的儲蓄則來自于他們創造的利潤——此項研究估計中國企業的投資回報率高達15%。另一位經濟學家，我的同事宋國青教授仔細分析了中國企業的數據，發現被認為過熱的投資其實有一個微觀基礎，那就是投資受到了企業高利潤率的刺激，至于由此引發的宏觀平衡問題，是另外一件事情。批評的意見，主要來自具有豐富投資經驗的單偉建教授，認為中國企業的盈利能力被高估了，由此可能帶來判斷和政策方面的失誤。這里牽扯到數據和學理，不是在這里展開討論的合適話題。我只想告訴大家，即使按有分歧的估計中的下限值，也就是中國企業的投資回報率沒有15%，沒有12%，只有9%，也是相當高的。?蕁上接49版

　　這里有什么問題值得企業家們注意呢？我認為是這樣一點，就是較好的企業盈利表現，一定會對未來的市場競爭發生重要的影響。道理是這樣的，所有已經創造并報告出來的利潤，都是向市場上發出的引導資源配置進一步變化的信號。剛剛謝世的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講過一句精彩的話，他的意思是任何公司獲得較高的利潤，等于給天下的英雄豪杰發出了邀請函。是的，中國經濟已經融入了全球市場競爭。中國經濟表現好，中國企業表現好、盈利高，一定無可避免地引起全球市場所有參與者們的后續反應。越南要反應，印度要反應，俄羅斯要反應，東歐國家，更不要說歐美日本也要反應。至于全世界形形色色的公司，包括成名的和尚未成名的，浮出臺面的和潛在的，絕不會無動于衷。這個世界是一個競爭的世界，任何地方和企業發出的盈利信號，都注定要招致注意并引發競爭性的反應。現在，中國經濟和中國企業的邀請函已經發出去了，天下英雄終歸要來的，更激烈的全球競爭和國內競爭無可避免。

　　這里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就是市場比較開放的情況，哪里冒出了利潤信號，資源、資本、技術、人才就向哪里流動和集中，結果使下一步的市場競爭變得更加激烈，直到把創新或領先的利潤做“平”了為止。所有今天成功的公司，翻過來就是明天各家爭相要超越、競相要取而代之的目標。因此，成功者不得不在未來付出更大的努力、更大的代價。今天你走到了前頭，明天你就非跑得很快才能站得住腳。用我熟悉的行話來說，所有今天的利潤統統無可避免地要轉化為明天的成本。不少人不明白，為什么市場逐利活動可以革命性地降低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從而給消費者帶來巨大的福利。原因不是別的，就是在市場開放的條件下，一家公司一旦發出盈利的信號，市場上一定群雄并起，唯有在競爭中改善經營、節約成本者才能繼續存活。

　　另外一種情況，企業發出了高額盈利的信號，別人也看到了，但由于市場準入有難以逾越的障礙，天下英雄豪杰就是收到了邀請函，也無法前來赴會。舉一個例，中移動今年上半年的利潤高達300多億人民幣，全世界都看到了，但是看得到卻動不得，因為并不容許哪一家公司沖到中國的移動通訊市場里來參與競爭。不但外國公司不行，中國公司不行，中國一般的國有公司不行，甚至連中國國有的電信公司也不是隨便就行的。在我看來，這當然是中國經濟改革仍然有待解決的一個問題，因為事關中國經濟競爭力的持續保持和加強，不過今天我并不打算在這里談這個問題。

　　要問的是，當市場開放存在著制度性障礙的時候，創造了高額利潤的企業，是不是就可以完全避免更激烈的未來競爭的挑戰？實際情況表明，事情可能不是這樣的。比如國資委管理的超大型國有企業集團這幾年贏利越來越多，關于國企必須上繳利潤的議論也越來越多，擬議的方案和實行辦法也越來越完善，并終于宣布要在明年正式出臺。這是什么呢？我的看法，這也是社會各方對超高額利潤的一種反應，或者說，是一種非市場的反應和壓力。類似的現象，還有行政壟斷大公司的所謂“減薪風暴”。試問這些令人羨慕不已的超大公司，做得好好的為什么要減薪？因為有市場以外的壓力，別人看他們賺得大把利潤又不得其門而入，其他壓力總要來就是了。形式和內容當然有所不同，但過去的利潤總要轉化為未來的成本，這個道理是普遍適用的。

　　其實，非市場競爭壓力還有許多其他表現。最近越來越熱門的“企業的社會責任”，恐怕也是其中的一種。我們不妨先遠遠地看，為什么十多年前沒有這類時尚？讀弗里德曼的著作，我們知道至少上個世紀60年代歐美就有人喊這個口號，但是十年前的中國，國企的第一位任務還是脫困，大多數民企的第一位任務還是謀求生存。在那種情況下，無論哪類公司，做得下去就是對社會、對國家和人民很大的貢獻，沒有人起勁地把西方“企業的社會責任”潮流引進來。可是，當中國經濟持續走好，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持續有了較好表現，輿論就起了變化，有關“企業的社會責任”言論才越來越多，標準也好像越來越高。這是不是對企業贏利水平提升的一種非市場性回應呢？我以為是的，而這股潮流也一定要提升企業和企業家未來的壓力。

　　這就是說，該發生的總要發生。不過，的確也存在著一種可能的危險，就是含糊其詞的口號和潮流把事情搞過了頭，從而對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對中國企業的競爭力造成某種不大不小的損害。具體來講，我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作為一個口號，有內在的含糊性，主要就是把“社會責任是全社會所有成員的責任”這樣一個命題，有意無意地改成似乎僅僅只是企業和企業家才需要擔負的責任。社會是由許多部分機構和人組成的，大家各有各的社會責任。政府有政府要擔負的、也只有政府才能擔負的社會責任，公務員有公務員的社會責任，法官、警察、商人、員工和農民，也都有各自要承擔的社會責任。

　　以我從事的行當為例，在大學教書，不在政府工作，也不在公司工作，是不是就沒有相應要承擔的社會責任呢？應該也是有的吧。要是我天天到這樣豪華排場的論壇里夸夸其談，不認真備課、不認真教書，不認真對待學生，也不認真做研究，就不能算盡到了一個教師應盡的社會責任。要是一個學者，既不受事實的約束，也不受任何科學傳統的約束，僅僅靠賣弄銀樣臘槍頭來嘩眾取寵，或者恐懼說出經過研究而發現的事實與真理，那是不是也沒有承擔應盡的社會責任？

　　談社會責任，在概念上不可以偏概全。我的文化修養不容許我來界定什么是本次論壇提出的“中國式商業倫理”。不過系統地而不是孤立地看世界，可能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一個比較好的地方。多次聽柳傳志講，簡單如一張桌子要安裝四條桌腿，也不能單把某一條桌腿擰得很緊很緊，而要齊頭并進，哪一條桌腿也不能落下，桌子才站得穩。社會經濟問題要復雜得多，但道理是一樣的。喊“社會責任”不能只擰企業和企業家這一條腿，不能造成一個輿論，似乎除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其他的機構和成員再也沒有社會責任問題。

　　舉一個例子，北京市過去幾年馬路上的下水道井蓋被盜3萬多個，導致很多危及人身的惡性事件發生。這里有沒有企業的社會責任？調查一下，有的，因為這些井蓋最后反正都賣給了鋼鐵廠。鋼鐵廠為什么收購下水道井蓋？你出錢收購，不就等于給盜井蓋的提供了一個“出口”嗎？問得有理。可是再調查，發現不少賣到鋼鐵廠的井蓋已經被砸碎了。鋼鐵廠就是不收購，井蓋也不能再用了。所以這樣一個井蓋的問題，單強調鋼鐵廠的社會責任于事有補，但不能完全根治。要根治，還要強調城管的、警察的、廢品回收站的、商業監管機構的、甚至全體當了見證人的過往行人，所有相關各方的社會責任，系統地來推進才行。

　　再舉一例。毒米的報道我們都看到了，當然首先是制造毒米的商人和企業的責任，制假販假、害人性命，無良經商到了犯法的地步。可是追查下去，一些毒米來自國有糧庫，那里把“陳化糧”違規賣到了市場上。這里就有相關政府部門的責任了，一方面是作為國有機構的所有者的責任，還有一方面就是作為市場監管者的責任。所以，單強調一個環節的責任，不能有效解決問題。

　　在座各位沒有人不同意，公司依法納稅是企業應當履行的社會責任。我當然也同意。可是還有一個稅法和稅負水平合理的問題。如果名義稅率過高，征稅又做不到普遍，有的稅官再搞點名堂，那就有很大的問題。幾年前就看到降低稅率、簡化稅種、普遍征收的稅改方略，不過看現實，這個改革綱領還遠沒有實現，在很多情況下，還是在對誠實和誠信“征稅”。這樣的問題，單講“企業的社會責任”不行，還要考慮立法機構、稅收機關和稅官的社會責任，共同來承擔，共同來推進，才能使中國的稅制走向簡明、透明、稅負合理、普遍執行。

　　更加復雜的情況是，各部分應盡的社會責任之間，有一個互相關聯和互相影響的問題。比如現在還很嚴重的商業賄賂、官商勾結，不言而喻是一個毒瘤，不但要毀掉各方當事人，而且可能毀掉整個社會的未來。這件事情上，如果所有中國企業家都能達到王石(深圳萬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的水平，就是堅守經商絕不行賄的道德底線，那不但可以使企業健康成長，也可以救下很多官員的性命。問題是實在不容易，常常是商人行賄源于官員的索賄，官員索賄又源于看到別的商人行賄。鬧來鬧去，互相激發，因果相聯，難分伯仲。反正，官員不履行社會責任，商人也不履行社會責任，最后的結果就是誰想履行社會責任也難。對付這樣的聯動，沒有單一解決方案。

　　甚至企業家行善也有系統配套的問題。比爾·蓋茨捐出了那么多錢，巴菲特把更多的錢捐給蓋茨基金，給全世界功成名就的企業家帶了一個好頭。不過有一點不要忘掉了，個人把自己在企業的權益捐給了社會公益事業，在發達國家是免稅的。而我們國家到今天為止，還沒有普遍做到這一點。這里面當然有許多實際情況，絕不可照搬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但是同樣的，對中國企業家捐款的要求，也不能照搬美國或其他發達國家的就是了。

　　我的看法，企業和企業家在履行他們應盡的社會責任的時候，還是要講究一點順序。就是先把最應該履行的責任履行到位，有余力再談其他。如果一家公司的老板，連員工的工資也在拖欠、銀行的貸款也不能按時還，卻滿世界捐款行善，那可實在不是什么好事情。這樣的故事幾年前我見過，銀行怎么催，有的老板就是巍然不動，卻到處大手散財，最后把銀行惹急了，把行善不還貸者的名單在報上公布，才迫使這類“慈善家”老老實實面對債權人。

　　為什么把企業自己的事情辦好非常重要呢？我知道的理論說，企業既不是一座大樓，也不簡單就是一個具有法律地位的機構。企業是市場里的一組合約，包括公司與員工們的合約，與銀行的合約，與股東的合約，與技術、土地、原材料、能源以及一切要素所有者的合約。企業通過這些市場合約來利用資源，生產出商品和服務，提供給消費者，也經過銷售或服務的合約。所以，一個企業和它的企業家，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責任就是要履行合約。我早就講過，天下企業家都是睜開了眼睛就欠著別人的。企業家絕不是有錢人，雖然他們擁有的個人錢財比我們很多人多很多，但所謂企業家，就是錢再多也比他想做的事業需要的少，也就是錢財永遠不足夠。企業家永遠面對一個矛盾，想做的事情多，自己擁有的錢財又不夠。怎么辦？就是通過合約，通過承諾來用別人的資源、用社會的資源。別人的為什么給你用？就是有承諾。你舉起一面招工旗，工人答應來打工，你其實已經就欠上了工人，因為你承諾付工資，如果付不了，工人怎么過日子？

　　很多老板說，教授你講起來容易，我拖欠工人工資是因為很多別人不付我的錢。有這個情況，特別是我們看到有的政府項目拖欠工程款，建筑公司就拖欠農民工工資，然后這個政府也就不好意思來監管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這一點上文講過了，社會責任要系統推進。不過更深一層，世界上正因為有這個麻煩才需要企業家的。企業家的工作，就是對工人、對銀行、對土地、對股東、對消費者，做出的各種承諾都要兌現。麻煩在于，企業家做出的常常是確定性的承諾，比如到時發薪、到期還貸，但是市場的變化卻不確定，你的商品服務能不能賣出去、能賣什么價錢，可不那么確定。企業家就是通過對付不確定性來履行確定性的承諾。當然很辛苦、很不容易就是了。做不了的，和我一起教書，領確定性的報酬算了。至于有的老板一面欠員工薪水，賴銀行貸款，對股東搞什么“融資所得就是利潤”，一面卻花天酒地，甚至大手散財，那就不但應該遭受到道德譴責，而且還要被追究惡意違約的法律責任。

　　所以，不要小看企業履行合約這樣一件事情，不要認為這里面就沒有社會責任的內容。企業的市場活動也包含了大量的社會責任。每個員工后面連著家庭，每個銀行后面連著很多很多儲戶，一家公司不履行自己的合約責任，一定連累很多無辜。反過來，企業履約對整個社會有重要的正面影響，馬云(阿里巴巴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講了一句，“給客戶帶來價值”——聽起來蠻生意經的一句話，里面有沒有社會責任的含義呢？三周前我剛巧到牡丹江一家林業公司調查，是小公司，產品也簡單，筷子呀牙簽呀什么的木制品。但那位年輕的管理人談話中間拿電話講英文，原來是以色列商家來訂貨。我問他怎么找到老外客戶的，他說通過阿里巴巴。是小公司，但也有200多工人，是東北的老林區，幾十年砍光了木頭只剩下了人。這個公司用俄羅斯進口材生產木制品，賣到國際上。要是不好好做公司，工人就只有下崗等救濟。從這一點看，阿里巴巴認真做它的商務，后面也包含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內容。

　　當然企業家有能力做得更多，輿論一定要給予鼓勵。不過這里面也要小心區分，究竟什么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什么是企業家個人的責任。除了百分之百的私人獨資企業，“公司”多多少少是“公”的。蓋茨、巴菲特捐出來的都是他們個人在公司里的權益，絕不是籠統地拿公司資源去行善。我們這里公司的類別很多，許多基本的財產界限到今天還遠沒有劃清楚。剛才有批評說國企不愿意捐錢。在我聽來倒好像是一種進步的表現。國企老總把個人所得捐出去是一回事，憑控制權把企業的錢財大把捐出去來博取個人的名聲和社會地位，是另外一件事。這說明，談責任包括社會責任，總是一個與權利相對應的概念，以清楚準確為上。

　　中國經濟整體表現好，中國企業整體表現好，將無可避免地引發未來更激烈的競爭。中國的邀請函已經發出去了，中國公司的邀請函也已經發出去了。我們不能指望，這個競爭的世界會對此不做反應。可以指望的，是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更加清醒、更加理性地判斷局勢，面對未來更激烈的全球競爭，爭取更好的成績。

　　(本文是在《中國企業家》雜志舉辦的2006年年會上的發言，本報發表時作者做了修訂；作者為北京大學和長江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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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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