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劉暉：21世紀經濟報道副主編

　　嘉賓：

　　王育琨：首鋼大企業研究所所長

　　李志能：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室副主任

　　王輝耀：歐美同學會副會長兼商會會長，2005委員會理事長

　　許國禎：福特汽車(中國)有限公司公共事務副總裁

　　王利平：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副總兼副首席保險業務執行官

　　劉暉：2003年初的時候，21世紀報系首倡公民理念。到2006年，這個概念已經風行了。有兩個問題：一是當概念風行的時候到底該怎么做？比如一個狼型企業，面對企業公民責任應該怎么做？第二個就是說企業公民怎么樣實行可持續發展？

　　王育琨：時代的領航人物

　　企業公民的概念已經非常普及。企業家是時代的領航人物。企業強則國家強，企業家強則企業強。但現在的領軍人物并不那么自覺、自信、自尊。他常常被一些其他的因素所困擾。好多企業家在最初掘起第一桶金的時候都有一跳。有的人跳下去了，但是沒有賺到錢，這些人就成為了先驅；還有一些人跳下去賺到錢了，坑了一大堆的朋友，這些人被定為騙子。第三種人把企業發展起來了，但是這種英雄花了很長時間，在一個階段來說他是時代的領航人物。

　　李志能：轉向更有品質的社會

　　我覺得企業公民實際上不是一個新的問題。企業到底只是一個經濟人還是他同時也是一個社會人。從目前的發展階段上來看的話，我覺得在這個時刻提出企業公民的概念引起那么多的反響我想也是有原因的。過去的企業家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他的心理就會有一些變化。現在很多企業家已經有了這種自信，他的目標不僅僅是讓我變得更有錢，而是我怎么樣讓人更尊敬。我們大家來談這個事情的時候，就是中國進入到這樣一個階段，我們可以從過去追求更多的錢，轉向更有品質的社會。

　　現在世界經濟格局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一個很重要的特征是經濟的多元化。跨國公司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地區做的事情是不一樣的，他像天上的鳥一樣，今天集中到這個地方，明天集中到那個地方，由于他在不同的地方做的事情不一樣的，所以他就要想辦法在這個地方生根。對于跨國公司來說，企業公民責任從過去到現在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王輝耀：三足鼎立的公民社會

　　在中國公民社會的觀念還一直不是非常普及的情況下，我覺得這個論壇非常好，很有意義。我們知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本上是一個政府主導型的社會，到1990年代中國開始進入市場經濟以后，企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21世紀當中國在世界上崛起的時候，我認為中國在呼喚世界性的公民社會。一個社會要取得良性的發展，必須是三足鼎立的，就是政府、企業和社團。所以我認為在這個方面中國有了一個很好的開始。我認為中國企業在滿足了經濟效益最大化后，必須要考慮到社會的效益。我們看一個企業成功與否，更重要的是給社會和員工帶來了什么樣的回報。另外從社團方面來講，中國可能現在大大小小的社團成千上萬。這里我想介紹一下我們創辦歐美同學商會的經驗。到目前為止，歐美同學商會聚集了2000多會員。不僅是開展一些聯誼活動，而且把一些新的概念帶到中國來。

　　比如說我們每年都舉辦慈善晚會，我們連續三年在北京舉辦了大規模的慈善晚會，今年的慈善晚會上我們援建了兩所慈善小學。我們去了非常貧困的山區，“海歸”去這些地方為貧困的山區做一些事情，我覺得非常有意義。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在觀念上應該做更大的推動，為國家的發展找到更多的亮點。中國正在進入一個矛盾的多發期，正面臨錯綜復雜的國際局面。如何更好地把國家引向持續性發展，如何建設我們的企業公民社會，都需要更進一步的思考。

　　許國禎：企業內化的社會體驗

　　基本上企業作為社會公民是一個很容易理解的概念。我們應當理解到資源是有限的，環境是不可恢復的，企業是不斷的產生社會影響的，企業應當有社會自覺。

　　而盡一份企業公民的力量，應當盡量做到參與。地球村的廖女士是我們福特汽車的導師。廖女士指導我們應該找哪個方面著手，應該找哪一位，為什么要和NGO產生聯系，如果你不聽顧客的聲音的話，生意會越做越糟的。你必須傾聽其他人的聲音。這樣能夠幫助我們在做決策的時候找到比較好的路子。

　　王利平：本土企業的公民責任

　　我想一個企業也是一個人，既然是一個人的話都有他的性格，有他的價值取向。當然這個企業的性格價值取向和責任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的領導人。如果一個企業需要平衡可持續的發展，我覺得首先要有一個正確的理念，就是說第一我們要賺錢，利潤最大化，但要賺干凈的錢，要守法經營，還應有強烈的責任感。公民的責任應該不光是付出，他會有收獲的。因為你是一個負責任的公司的話，社會就會給你加分。

　　剛才各位講了很多外資企業，跨國企業為中國的企業做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因為企業公民在國際上概念提出的比較早，但是我相信中國的企業會很快跟上，因為要在中國建立企業公民的良好生態，還是應該依靠我們的本土企業。我們的本土企業都起到一個公民的責任，環境才會得到凈化，才會更好的發展下去。

　　平安作為一個企業首先在企業文化上給自己做了很好的歸納：對員工的責任、對股東的責任、對社會的責任。在經營的過程中，既然要做一個企業公民，首先要守法。第二它完成了對員工的誠信教育。因為我們是保險企業，跟一般的制造業不一樣，在制造污染方面可能會少一點。但也面臨如何減少資料消耗的問題，現在辦公都是無紙化，公司長期以來形成了雙面用紙的習慣。我想這都形成了一個企業的習慣。

　　同時在我們企業有條件的情況下，多做一些社會公益。我們通過公司的公益活動也帶動了員工參與公益活動的積極性。

　　我去參加過21世紀報系主辦的公益活動“紅粉筆計劃”，這是一個很好的關于鄉村素質教育的規劃。我雖然只參加了一個星期，但是我覺得這一個星期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對我來講也是一次心靈的凈化。如果平衡和可持續發展對每一個企業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希望在政府的鼓勵下，在媒體的引導下，企業公民一定會在中國取得很好的發展。

　　平衡的邊界在哪里？

　　劉暉：對于企業公民進行另一方面縱深的思考，就會看到它也面臨一些質疑，比如說“公益的瓶子裝著營銷的酒”，這個平衡感的邊界到底在哪里？

　　王利平：我覺得企業公民不應該是把它局限在行善上面。如果錢是不干凈的，你再怎么行善也不能彌補的。在此基礎上行善是錦上添花。公益和營銷包裝我覺得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的。你硬把他說包裝起來也可以，一個企業如果你做的行善比較多了，你的社會形象好了，你的銷售一定會好。但是我想最好不要把行善和營銷綁的太緊，這樣就偏離了你的主題了。

　　王育琨：企業的公民責任意識到什么程度完全在企業家的責任。企業家的夢想是可以改變世界的。企業的公益責任是一種非常自然的事，要以正確合乎道德的方式去完全使命。

　　劉暉：所以包裝是不夠的。

　　許國禎：我們多半談的是責任。公民也有權利。我們在講盡義務的時候，我有一個比較深刻的體驗，這里跟大家也交換一下心得。一個是我們的勞工的結構一個是產品的結構。產品的結構是耗油高，不適合時代了。員工的結構已經提到了60美元一小時的成本。這樣在北美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一方面是傾聽了消費者的聲音，一方面是滿足了員工的要求，到最后企業本身要付出這個代價。在傾聽外部的聲音和內部的抉擇之間，我們大會的主題太重要了，要真的考慮多是不是平衡，是不是可以持續。在座的很多的企業界的或者是學術界的朋友，大家在做企業公民的討論的時候，我個人的體驗或者說福特的體驗是我們不能放棄原來的理想，就是說要為社會提供好的產品和服務之外，而讓環境變的更美好。但是在做所有決定的時候，過于戲劇化，到最后留下來的隱患企業是要負責任的。確實也不能夠超前太多�？赡苓@話不科學，確實是很深刻的體驗。

　　劉暉：現在福特遇到一個問題，面對這種壓力，應該怎么選擇。我想聽聽李志能的意見。

　　李志能：第一我覺得對于企業公民責任來說，企業責任應該是和他整個企業經營的過程是相關的。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企業和他的利益相關體之間對于每個企業來說他的組合是不一樣的。并不是說每個利益相關體是一樣的。我覺得應該允許一個企業在處理這個關系的同時有他自己的考慮。對于企業家來說，行銷和行善是沒有達到共識的。到這個階段我覺得我有錢了，我應該做這方面的事情。對社會來說，你的錢本來是不干凈的，這兩方面根本談不到一塊了。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對于企業的公民的責任，另外一方面我們對于公眾來說我們有應該有這樣的心態。同樣要有這樣一個寬容的心態。允許他自己希望的方式去行使他的公民責任。

　　王輝耀：我認為在目前社會，企業行善，要找到更好的人，更多的模式。這樣企業來行善來回饋社會的話會更有成果。

　　同時可能需要更多的企業來關心社團的建設，一個企業的作用往往是有限的，很多企業組織起來能發揮更多的作用。社會和諧需要政府企業和社團三方面的作用。在中國企業公民建立的時候，應當考慮企業怎樣組織起來，怎樣組織商會或者更好的社團來發揮企業公民社會的效應。

　　王利平：我想行銷和行善沒必要對立起來。我們在行善的同時如果能把行銷做到好也是一個很好的社會公民。我覺得這是一個良性循環。如果說是我們拿出一點點錢做了很多的銷售，而我們銷售的東西是對社會有害的，他這種行善是我們不需要的。如果產品是干凈的話，那樣我覺得行銷和行善就可以統一起來了。

　　劉暉：當中國企業開始走出去進行國際化交流的時候，我們是否可以從企業公民行為的商業和寓言當中獲得一份順利進入市場的

　　我們時代的特征之一就是“多元一體”，實際上在這個方面我們有著很多共識。首先一個就是今天的企業，我們認識它的時候再也不能把它僅僅局限為經濟性的組織，它不僅推動經濟的巨大進步，同時也是一個社會性的組織，它以自己的產品和對待員工的方式、對待環境的方式、對待商業伙伴的方式，以及它自身的價值觀的建設推動了社會的進步。對社會的文明，對社會的和諧與否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因此企業如果以一個經濟的但同時更是一個社會的機構來認識自己的時候，企業公民行為就不是一個要不要的問題，而是應該是怎么去做，怎樣做得更好的問題。

　　無論是跨國企業還是國內的企業都以探索和實踐給了我們很多啟發，包括再教育、環境治理、倡導新的文化觀以及新技術的推行上都有很多積極的做法。在這樣一個議題當中還有一類組織恐怕也擔負著很重要的角色：在中國倡行公民行為的時候，我們也看到媒體的社會推廣，媒體以自己的觀念引導社會性的教育，包括我們對做得好的公民行為給予社會的褒揚，這對企業公民行為有良好的發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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