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種互信和約束機制未曾確立、“開發商體系”這一市場壁壘又沒有破除之前，合作建房可能只是美夢一場。 　　在溫州，一個260人的團隊用1億多元人民幣從政府手里取得一宗建設用地，他們預備在不久之后將之變為一個住宅區，通過自給自足的方式解決居住問題。此舉激發了全國各地有著相同抱負的人。 　　但阻力很快出現。據12月14日《新京報》報道，一直未曾表態的溫州市房管局日前明確表示，溫州個人合作建房項目存在“違規操作”行為，是一種變相的商品房買賣，并且在事先沒有告知的情況下，個人集資建房組織就委托開發商拿地，存在欺詐嫌疑。因此，政府完全可收回該地塊的使用權。 　　溫州房管局官員給出的理由雖然有待推敲，但有一點應該引起注意，這種房屋生產模式既不被開發商認可，也不被地方主管部門認可，也就不大可能被實現。購房個體寄希望于通過“合作建房”與之展開一場力量懸殊的博奕，雖然值得贊賞，但無疑又有些天真。 　　或許正因為意識到這一點，合作建房組織者選擇了與開發商合作。完全要倚仗開發商出面去解決幾乎所有問題：例如需要開發商幫助拿地、進行基本建設，甚至于物業發售、分配和管理，皆須假開發商之手推動。 　　既然開發商介入合作建房每一環節，事事插手，也就是說，合作建房已經淪為另一種開發商建房模式，只是稱謂另類一些罷了。關于這一點，合作建房召集人說得明白，他們自認是房地產開發的另一種形式和補充，是要做沒有成本的開發商。 　　合作建房的召集人及其組織既已成為沒有成本的開發商，參與項目的投資合伙人由此也就變成了購房者（不過就是掏出可能低于市場價格的房款，但也難免舉債），他們由一直試圖擺脫的一種開發商市場進入到另一種開發商市場，誰能說他們就一定能獲得更好的歸屬？ 　　合作建房是一項資本與技術的系統整合工程，其間需要建立一種緊密的互信機制。信任是合作的前置條件，特別是一個召集人試圖去整合那些屬性各異、不具任何互信基礎的社會不同自然人的資金，一種互信機制尤其重要；此外，還需要有行之有效的約束機制，組織之所以稱其為組織，在于組織內各成員均在一種規則約束之下，以此保證每一成員就行為、目的、價值觀念達成一致和共識。 　　人們來自不同空間和地域，憑著滿腔熱情和某種簡單的利益趨同而掏錢參與，被捆綁成一個組織，然后索取一切認為可以索取的東西。召集人則只認可資金和償付能力（作為入門資質），像一種交易，很難說有多少信任；至于約束機制，所有規則只由召集人提議，即使最終需要征得全體成員的意見，以便形成團隊意志和公認準則而被遵守，但這種規則很難具有絕對權威，不如律法那樣具備國家意志和強制力，也就沒有必然的約束力。這種流于原始的群體性約定準則極易被破壞。 　　合作建房弱點如此昭然，甚至不如同樣以整合資金與技術為業務、但又具有合法身份的開發商，至少他們還被納入到社會公共規則體系當中，受公共準則即法律約束。而考慮到由“溫州模式”所帶起的全國多家合作建房呼聲，如果逐一被實現，這會對以開發商為主導的固有市場體系構成威脅或沖擊，削弱或動搖開發商體系對于市場的影響和控制地位，甚至還可能改換業已被確立的市場游戲規則。 　　因此，在一種互信和約束機制未曾確立、“開發商體系”這一市場壁壘又沒有破除之前，合作建房可能只是美夢一場。若一定要尋求實現，只能不斷地向開發商體系示弱和靠攏，此時，合作建房蛻變成開發商建房必然出現。這也就意味著，個人合作建房目前沒有存續空間。 　　□章劍鋒（廈門大學不動產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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