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飛昊
兩個半月前，被認為是“中國通”的亨利·保爾森首次以美國財長身份訪華，人民幣兌美元應聲沖破7.9。昨天，保爾森連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共同帶領一個高規格代表團在北京開啟首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又立馬登上7.8197新高。
然而，這次所謂的“保爾森效應”已不僅僅體現在匯率上了。保爾森行前一再跟美國企業打招呼，希望大家不要對他的具體成果抱太高期望，說白了就是不要對人民幣升值持過高預期。而本次高級別對話探討的三個議題，“保持可持續增長而不出現巨大貿易不平衡，繼續向貿易、競爭和投資領域開放市場，提高能源安全及改善環境”，則透露了更深層的信息。
歸根結底，外匯儲備膨脹的重要原因，還是國內高儲蓄與國人投資工具和渠道的嚴重缺乏。越來越多的人認同這樣一個判斷：富有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形成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貨幣改革不能代替經濟結構的改革。
中國居民家庭財富水平不高，經過這么多年的高儲蓄，仍低于GDP的兩倍。如何“藏富于民”，讓人民分享改革與發展的成果，讓醫療、教育、養老等保障制度能惠及更廣泛的群體，讓中國經濟發展格局與其國際地位相匹配，進而在國際經濟博弈中能獲得與其地位相當的話語權，是國人對中國經濟結構改革的最大企盼。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與美方的對話者有了交集的地方。
就中國經濟的外部影響來說，對話雙方的關切也有交集之處。中國經濟總量目前已居世界第四，“中國制造”、“中國價格”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可以說無所不在。但中國外貿依存度高達70%，相比美國、日本20%至30%的外貿依存度，中國經濟面臨的潛在風險和外部沖擊都很大，一旦美國經濟衰退，中國經濟難免陷入困境。所以，中美兩個經濟體之間如何互動是個影響全局的大問題。
恰如摩根斯丹利的斯蒂芬·羅奇所言，可能對中國增長造成障礙的唯一因素來自外部沖擊，“以美國為主的全球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或華盛頓基于政治理由爆發的保護主義，都將是最大的風險。”對于尚未直接經受過金融危機洗禮的中國而言，對此保持高度的警覺，通過經濟結構的調整，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再怎么強調也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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