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杯葛可以促使我們更冷靜地正視和解決暴露出的問題，完善制度措施。最重要的是如何使這一核算體系從形式公平正義走向實質公平正義，評判者不應只是某個權威，而應當加上社會公眾

　　法治觀察

　　本報特約評論員 周珂

　　近日媒體報道，綠色GDP未獲地方普遍支持，多省份要求退出試點。去年，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在北京、天津、河北等10省市，啟動綠色GDP試點工作。如今時隔僅一年，這一曾被人們寄予厚望的新型核算體系正在面臨杯葛即聯合抵制的尷尬境地。究其原因，既有內部的，也有外部的。在其內部的原因即該核算體系自身的諸多原因中，最明顯的是其先天不足。

　　從綠色GDP的起源來看，不能不使人想到庇古理論及其遭遇。環境經濟學鼻祖馬歇爾的高足庇古八十多年前就指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作用是生產和消費的副產品，是經濟發展的“負外部性”，并致力于創設出一種計算這種負外部性的核算方法，試圖在此基礎上計算出政府補貼和稅收，以解決環境問題，這可以說是綠色GDP的雛形，庇古則是綠色GDP的始作俑者。至今沒有什么人對庇古理論的合理性提出質疑，但該理論卻一直難以付諸實施，只在歐洲少數國家通過環境稅有限地得以體現。

　　究其原因，資源成本和環境成本既是實實在在發生的，也是實在難以精確地用金錢來計算的，如果你一定要計算這個成本，那就一定會有許許多多的疏漏和差錯，與傳統的GDP核算體系比較，涉及環境資源成本的GDP核算體系必然顯得漏洞百出。綠色GDP可以說被西方束之高閣八十年，一經被我們解放出來即委以重任。此外，庇古理論是非常抽象的經濟學說和模型，并未足夠地考慮自然地理和社會因素的差異。而環境經濟問題在中國有更為復雜的背景，例如中國各地方生態系統的穩定程度或對污染的承受力有很大差異，總體看西部生態系統比沿海地區要脆弱得多，而同時西部經濟發達程度也比沿海地區落后得多，如果綠色BDP核算體系采用“一刀切”的計算方法，對西部經濟發展無疑是雪上加霜，如果以此作為業績考核標準，這對在西部艱苦地區慘淡經營的干部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我們對這一新事物的先天不足和在中國的水土不服要有足夠的重視，實施中更要十分慎重。

　　綠色GDP遭遇杯葛的外部諸多原因中，最戲劇性的可謂葉公好龍。環境保護近年來走紅，引起各級地方的追捧。綠色GDP寫在紙上畫在墻壁上是一條最威風最時髦的龍，但要通過核算體系實施它，肯定會嚇壞不少人甚至傷及一些人。綠色GDP只有付諸實施，人們才能看出這條龍可不是衣服上的蟒繡，或供人把玩的

寵物，這種核算體系對于干部，可以直接與政績考核掛鉤，對于企業，它很可能催生出所謂的環境稅，當年庇古就是這么設計的，而且近十年來在歐洲一些國家已開始部分征收環境稅，我國如果綠色GDP完善，肯定會使環境稅的征收大大前進一步，這對于污染嚴重的企業以及為這類企業保駕護航的人肯定不是件好事。此外，核算的結果可能造成人們的震驚或驚恐，據報道，2004年，全國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為5118億元，占GDP的比例為3.05%，虛擬治理成本為2874億元，占當年GDP的1.80%。更可怕的是，一些專家竟然提出這5118億元應由相關的地方政府埋單，這條龍真是既破財又不免災，人們難免對它從“好之”到懼之甚至到惡之。

　　綠色GDP究竟是否應該在中國實施，筆者持堅定的支持態度。一個正確和先進的理論，卻長期不被付諸實施，只能說明其實施的必要性不充分，一旦具備了足夠的必要性，即使其不夠成熟，其實施也必然勢不可擋。僅以中國目前生態環境嚴峻程度與傳統GDP增長速度形成的鮮明對比，即足以證明實施綠色GDP已勢在必行，況且一些國家環境稅的實踐已有成功的經驗。遭遇杯葛可以促使我們更冷靜地正視和解決暴露出的問題，完善制度措施。最重要的是如何使這一核算體系從形式公平正義走向實質公平正義，評判者不應只是某個權威，而應當加上社會公眾。這是解決前述內部原因的根本出路。針對其外部原因，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綠色GDP的實施機制，既要懲惡又要揚善，既賦予責任又授予權利。同時，綠色GDP的成熟程度與其地位功能應當相對稱，例如至少在目前將其作為考核業績的標準是值得商榷的，事實上，傳統GDP本身作為考核業績的標準也不能絕對化，如果確定了傳統GDP考核業績標準，綠色GDP充其量只能作為傳統GDP考核標準的一個校正指數，而不宜成為一個獨立的考核標準。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環境資源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北京市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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