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劍荊 《中國經濟時報》副主編

　　從長期來看，中美之間都存在對一個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底線共識。

　　中美首次戰略經濟對話即將在北京舉行。據悉，對話的主要議題有三個：人民幣匯率、保護知識產權和市場開放。這三個問題在中美國內以及兩國間，無疑都是重要的，人們期待對話能夠取得進展，相信也會取得一定進展。

　　不過，筆者認為，這次對話的最大看點，不在這些具體問題上，而在經濟戰略層次上；對話所側重的，不是細節，而是兩國經濟交往的總體框架。簡單說，這次對話與以往名目繁多的中美磋商不同的地方，是其戰略性質。而其可能達成的共識也應當是戰略性質的，這里不妨將擬議中的這一共識稱為“北京共識”。

　　中美間，“戰略”二字可謂來之不易。話說去年8月，兩國啟動副部長級的對話機制，中國媒體一致以“戰略對話”呼之，美國方面卻堅持只說“高層對話”。他們的解釋是，只是在盟友之間才使用“戰略”一詞。

　　這次在“經濟對話”前加了“戰略”二字，足見中美關系上了新的臺階，至少在經濟領域，兩個國家真正開始了戰略合作之旅。

　　經濟戰略上中美間的相互需求乃至相互依賴，不始于今日，但于今為甚。怎么說？目前，全球經濟處于重大轉折關頭，長期前景已經顯現。一個權威的預測是：2035年，發展中的四大經濟體———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超過發達的西方七國集團。最遲到2042年，中國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老大。屆時，國際經濟的版圖將發生根本性變化，七國集團中只有美國和日本還能保留在前七名之內。當然，這只是一個長期預測。

　　就短期來看，全球經濟失衡的傾向愈發明顯，其中中美經濟的失衡尤其突出。全球化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大國的崛起，推動著全球經濟進入大變動、大重組的階段。而正如歷史上類似時期所發生的那樣，經濟相對發達的國家紛紛出現了保護主義反應。最極端的例子是上世紀30年代，當時的主要大國幾乎都采取了經濟民族主義的措施，在美國，斯穆特-霍利關稅和貨幣政策(1930年)則宣告了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的終結。這樣的教訓應當為后來者所吸取。

　　在目前這樣一個拐點上進行的中美經濟戰略對話，負有探索未來國際經濟秩序的重任。面對目前經濟失衡的局面，在美國國內，有一種要求建立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聲音，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需要一個新的廣場協定(1985年)。

　　這些觀點與其說是解決問題的方案，不如說是國際經濟秩序亟需重建的征象。從美國方面來講，新的經濟秩序意味著將中國“融合進來”。那么，中國融入的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應當是什么樣的呢？

　　鑒于歷史的教訓，我想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自由和開放的市場經濟。兩國都有責任為此而努力，因為這是兩國經濟健康發展都需要的一種公共物品。美國的一些人士認為，失衡的責任在于中國，因此敦促美國政府向中國施加壓力。這種把中國當替罪羊的做法，無益于問題的解決。比如，美國的逆差和赤字問題就很復雜，不能簡單地歸因于中國。戰略對話所要追求的是在公共物品層次上取得共識，而不是找替罪羊。

　　從現實政策和戰略方向兩個方面看，中國都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五年間，中國經濟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與自由貿易聯系在一起的。比如，美國對中國產品征收的關稅從入世前的平均42%，下降到平均2.5%。

　　而自2002年以來，中國一直保持著美國最大的紡織產品供應國地位，2005年的市場份額更超過了第二至第六供應國(地區)份額的總和。與2002年相比，2005年中國紡織產品對美出口增長了238%，年均達60%。顯然，中國獲益巨大。

　　最近幾年，中國以空前的熱情在地區層次上推進自由貿易區的建設。目前世界所感覺到的“中國因素”，基本上是自由貿易引起的。因此，中國沒有理由采取保護主義的戰略。中國不是放棄、收縮“融入戰略”而是采取措施完善、鞏固這一體系，使之可持續地發展。

　　因此，從長期來看，中美之間都存在對一個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底線共識。美國是這一體系的創建者和支持者，中國是這一體系的新來者，兩者的戰略合作對于這一體系的維持以及和平調整，都至關重要。

　　這樣的共識是解決具體問題的前提。有了這一共識，雙方才可以坦誠地交換看法，并制定出解決具體問題的步驟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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