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唐學鵬

　　對銀行控制力愈強的國家，固定資產會大增，但人力要素回報卻乏善可陳

　　判斷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真正全面卷入全球化的標準，不是制造業產業鏈的全球配置狀態，而是其金融業參與全球資源配置和競爭的深度。從這個意義上說，2006年末放開對外資經營人民幣業務的限制是一個重要的時間刻度。它意味著中國真正卷入了全球化的風暴眼。

　　圍繞著這個全球化時刻的兩大主題是“控制”和“參與”。12月11日將實施的《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實施細則》則保證了技術上的控制性，它是漸進主義的產物，力圖用逐步削減管制的方式，來緩解外資銀行對國內業務的競爭和沖擊力度[例如，外資銀行暫時只能做1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零售業務——這是控制分流的客戶群和規模；外資銀行應當于2011年12月31日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的比例不得超過75%”——這是控制其信貸投放的比重]。

　　而中國銀行業引外資入股和主動向外股權并購[例如建行收購美國銀行(亞洲)，工行有意印尼PT Bank Halim Indonesia銀行]則體現了中國銀行業“參與”全球金融資源再分配游戲規則的意愿。

　　中國的“控制”和“參與”的背后核心力量是政府對銀行的所有權。實際上，對于新興的工業國，無論是東南亞國家、印度、拉美國家以及

墨西哥，在擁抱“金融全球化”的時候，都強調了銀行所有權的“政治性”而不是開放性，他們都是經濟學家格申克龍(Gerschenkron)的信徒。例如巴西，依靠民主制度掌權上臺的盧拉政府通過控制銀行的信貸，對其支持者提供就業，補貼和其他利益，而支持者則用選票來報答。而在另一些國家，政府則會補貼國有企業以及一些有裙帶關系的商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金融全球化戰略里，“控制”在級別上要高于“參與”，原因不是因為所謂的“制高點”和“民族金融業的獨立”，而是獲取利益的方式決定的。

　　經濟學家拉·波塔和施萊弗對世界上92個國家(其中大部分是新興國家)的研究顯示，雖然，新興國家有“參與”金融全球化的渴望，進行了部分劇烈的私有化改造，但是政府對銀行的控制力還是普遍存在著，政府控制銀行資產份額的世界平均比例是48%，像東歐一些國家和中國，雖然引入了大量的國外銀行資本，但其控制力的平均份額依然在62%以上。而國家的控制力同金融體制的成長性呈相反的關系。另外，他們發現，對銀行控制力愈強的國家同較低的生產率增長相關，但卻帶來很高的資產和要素積累。換言之，固定資產可能會大幅增長，但人力要素回報(“活性”增長)卻乏善可陳。

　　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一個國家進入金融全球化的階段，會產生“抵押品教條”。即銀行業往往用全球標準型的財務方式來看待借貸人群。土地是金融全球化階段里最好的抵押品，其結果是土地作為抵押物的價值肯定會急劇放大，最終土地由風險的抵押者變成了風險的制造者。

　　而那些鄉土的用社會學分析方式看待借貸關系的銀行，因為其規模弱小或者收集信息的成本較高，在這個階段紛紛破產或者轉向更冷酷的國際模式。于是，那些沒有抵押品的窮人在金融全球化的階段更容易“脫媒”，他們發現這個世界的借貸文化比過去更苛刻和殘忍。他們中的一些人很可能在金融全球化階段變得更貧困了。

　　至于中國城市里的中產階層，他們要承受兩個壓力。一是人力資本要素回報的持續性低下，這意味著國民經濟的產出成果凝固在固定資產上，于是他們未來的工資水平將增長緩慢。另外，他們還要承擔“抵押品教條”帶來的泡沫風險，如果他們想變成小企業主，則要拿出抵押品。同時，土地作為“抵押品教條”里的核心內容，將會讓他們消化房產泡沫的風險。所以有時他們的不快樂是有道理的，他們的不快樂來自一些不公平，而他們比其他弱勢人群有更敏銳地感受不公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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