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生于1966年，大學畢業留校6年，后到政協又6年，再后來下派到一個江南小鎮做鎮委書記，最后棄政從文——因為感到還不干自己感興趣的事，這輩子要廢了。現為杭州《都市快報》首席評論員。2001年開始集中精力寫作，已刊發雜文時評隨筆書評逾千篇，其中逾百篇被各種選本選載。《雜文報》“名家新作”欄目、《雜文選刊》“當代雜文30家”欄目先后有介紹。

　　12月4日-12月10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徐迅雷。----編者按

研發經費超過日本又如何     12月7日  星期四

　　文/徐迅雷

　　這應該是好消息吧：12月5日的《參考消息》在“世界經濟”版里，轉發了英國《金融時報》的一則報道說，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報告透露，中國的研發經費已經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國。

　　“估計中國今年投入研發方面的資金達1360億美元，超過日本的1300億美元。”經合組織說，“但是仍遠落后于美國的3300億美元。”經合組織科技部門的負責人德克·派拉特表示了意外：“中國研發經費迅速增加已有一段時間了，但它那么快就超過日本還是令人意外。”他還說，一些跨國公司開始把真正的研發部門移到中國，因為他們可以在上海或者北京聘請到許多技術熟練的科學家。

　　看到這樣的消息，弄科研的人一定就像大冬天吃了熱湯團，從嘴里舒服到心里。可我怎么也高興不起來。一些跨國公司“開始把真正的研發部門移到中國”，他們自己是要投入研發經費的，這個不算“中國投入”吧？就算我國今年研發資金投入真的達到1360億美元，它的投入產出的效益比，可能“超過日本”乎？

　　經濟發展，當然離不開科研投入。問題是，“投入”并不等于“產出”。最近不是有兩條著名的消息嗎：第一條是，教育部部長周濟生氣地說，高校要提高科研水平，要把高水平的論文寫在大地上，而現實中有些科研論文“上不著天，下不著地”。那天在電視里看到的周濟的這個妙喻，我立馬笑了。是啊，有的論文是抄下來、拼起來、吹上來的，想解決現實問題？沒門。用毛澤東一句“頭重腳輕根底淺”來形容這種論文，還真是精到。第二條消息是，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宣布了罷免天津大學原校長單平全國人大代表職務的決定，這位校長先生鬧出了“天大巨資炒股失察案”，他的副校長挪用巨款炒股，導致至少3750萬元的巨額經濟損失。這一事件被稱為是我國高校產業發展問題長期積累的必然結果，高校發展產業的初衷本來是為了促進高科技成果轉化，一頭服務科研，一頭服務社會，可他們把巨款扔到股市里頭去了，不玩“高科技”，玩上了“高風險”。

　　我們的科研經費究竟都是怎么花的？看看《中國青年報》7月16日的一個報道，就明白三分。在上海召開的第三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不少與會校長呼吁改革科研經費提成的做法，因為其“合法不合理”。科研項目在很多人眼里已經成了“圈錢項目”：只要有了科研項目，科研人員就可以從中提成，甚至有人用科研經費買車買房；有的教授拿來項目，年收入可達50萬到60萬元。而且，竟然沒有對科研經費提成的有效監控機制。8月21日《中國青年報》又報道說，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劉華杰指出，國家對科研經費的投入逐年加大，但“包工頭”現象在科學界卻越來越普遍：某些著名學者特別是院士，很容易拿到科研大項目，但他們自己沒時間去做具體研究，就把項目分解發包出去給別人做，“這些學者往往還會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

　　一邊是科研缺錢，一邊卻是“包工頭”一般胡亂花錢；而那些弄出來的“科研成果”則無法轉化，我國的科研成果轉化率一直維持在可憐的10%上下，因為“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其實還有更可怕的，有些“包工頭”博導，讓自己的學生弄論文，自己在前頭署個名就算數；還有的干脆造假，把人家美國的芯片拿來貼上自己的標簽充數。地球人都知道，長此以往，積重難返，導致的結果就是論文泡沫化、成果泡沫化、轉化泡沫化、專利泡沫化、職稱泡沫化、人才泡沫化，大量的所謂“科研成果”沒有真正的實用價值；目前我國科技工作者總數已達2174萬人，數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研發人員總數達120萬人，居世界第二位，可謂隊伍規模龐大，但缺少真正有水平的高層次人才，能躋身國際前沿、參與國際競爭的戰略科學家更是寥若晨星。你看看1994年到2004年我國發表的論文，平均被引用率竟然排在世界120位之后！泱泱大國人馬眾多的科研弄成這個樣子，能不讓國人汗顏嗎？

　　我始終認為，錢是重要的，但人比錢更重要；科研經費是重要的，但科研體制比科研經費更重要。看看兩個國外的小故事，就知道為什么“人很重要”：

　　作為美國的開國元勛之一的托馬斯·杰弗遜總統，在當上總統之前他曾被派駐到法國做公使，花了很多時間考察法國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農村，通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他發現意大利的稻谷品質非常優良，然而那時意大利是嚴禁糧食外運的，杰弗遜不死心，不惜做了一回“賊”，在自己所有口袋里都偷偷裝滿了用高價買來的優良稻種，一回國就趕緊把稻種交給科研機構研究，從而生產出比意大利還要好的優良稻谷。

　　前蘇聯科學家卡爾察，曾經在英國求學，得到導師盧瑟福教授的高度肯定，并為他專門撥出經費建立了蒙德實驗室。但是好景不常，因為國內政治原因，卡爾察被迫回國，因為沒有類似驗室設備，科研工作長時間無進展。盧瑟福得知消息后心焦如焚，他曉得卡爾察是位難得的天才，所以不顧自身患病，奔走于前蘇聯與英國大使館間，終于將蒙德實驗室的設備統統空運到前蘇聯供卡爾察使用。1978年，卡爾察因在低溫學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榮獲了諾貝爾物理學獎；正 因為盧瑟福的博大，他的學生中有13位獲得了諾貝爾獎。不知道我們那些擅長于剽竊學生論文的博導，作如何想。

　　科技部部長徐冠華曾在央視《決策者說》中說到，我國科技的投入長期不足，是歷史上形成的一個問題，去年的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是1.23%，和發達國家2%、2.5%、3%相比，差距還很大。如今加大投入，“超日趕美”，自然是好。可是，我們的科研體制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體制，研發與市場脫離，人員卻與“官本位”掛鉤，科研項目的立項與官員鼓搗“形象工程”的立項沒什么區別。科技的自主創新，本來應該是以企業為主體，“學研產”相結合，但我們偏偏是統統脫離的。徐冠華說到，“我國現在企業的研發投入只占營業額的0.5%左右，大企業只占0.7%左右，遠遠低于發達國家4%、5%，甚至10%的高水準，我們有99%的企業沒有申請過專利，我們有自己專利的企業不到萬分之三。”企業正嗷嗷待哺，而與“官本位”掛鉤的科研人員、科研經費，卻在爽爽揮霍。

　　制度是“軟實力”，制度永遠比制度外的一切重要。中國參與世界科技的競爭，如果僅僅只有經費的“較快增長”，那是遠遠不夠的；研發經費超過日本，到時候“成果”恐怕不及日本的一個零頭，信不信？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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