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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縱橫

國企戲劇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06日 17:37 《董事會》

  貫穿于中國改革的絕大部分時期,國企問題一直處于中國改革的核心位置。如果在20世紀90年代做一個民意調查:中國改革難度最高的問題是什么?國企改革一定高居榜首。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無論是在中國的公共輿論界,還是在理論界,國企問題都是關注度最高的問題。而在絕大部分理論界人士看來,年年虧損,哀鴻遍野的中國國有企業簡直是一個浪費公帑的無底黑洞,因而具有了某種道德上的邪惡意味,必欲去之而后快。毫無疑問,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中國理論界及輿論界成功地塑造了一種公眾印象:中國國企問題不僅是一個難題,更是一個無望治愈的世紀難題。

  有趣的是,就在人們灰心喪氣的不經意之間,國企似乎不治而愈。在本期的封面文章中,作者為我們提供了一組瑞銀的研究數據:1997年,中國國企的總體利潤率不到1%,而同期其他非國有企業的利潤率超過3%,而到了2003年,這個數據幾乎完全翻轉過來,國有企業總體利潤率達到7%,而其他非國有企業的利潤率只有5%。出于對中國國有企業以及民營及外資企業在統計文化上的理解,我們很難說,國有企業的經營績效表現已經超過了其他企業,但中國國有企業已經成功擺脫20世紀90年代的艱難世事恐怕是一個顯見的事實。不惟如此,如果細查最近兩年的公共輿論,我們就可以發現,大型國企尤其是壟斷國企已經成為人們“嫉妒”、“眼紅”的對象。這種輿論氛圍的轉變大抵出于這樣一個事實:大型國企尤其是壟斷國企,不僅一舉擺脫了虧損的傳統形象,而且在一夜之間積累了巨額的利潤。在幾乎沒有進行任何產權改革的情況下,國企霄壤之別的角色轉換,不僅對90年代甚囂塵上的產權理論構成了顛覆性的諷刺,也讓一些對國有企業懷有傳統情感的政府官員及企業家信心膨脹:國有企業不僅能搞好,而且能夠比民營及外資企業搞得更加出色。這兩年我已經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發言者有的是政府官員,有的是國有上市公司老總,他們或引證淡馬錫的經驗,或引證自身公司的實踐。

  如果說在以前國有企業的問題還是如何扭虧的問題,那么今天的國企問題恐怕已經轉化為國企的利潤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問題。這真是一場令人眼花繚亂的戲劇。

  對于“國有企業的利潤從哪里來”這個問題,人們有諸多迷惑與猜測。一種最常見的判斷是,國有企業的利潤來源于壟斷。的確,今日風頭最勁的國有企業大多處于產業鏈的上游以及

壟斷行業之中。他們有能力盤剝下游競爭行業的利潤而據為己有。然而,這個判斷馬上就會遇到一個問題:同樣是上游以及基礎性的壟斷企業,為什么它們以前虧損而今天卻能積累巨大的利潤呢?顯然,上述說法并不足以完全解釋中國國有企業的戲劇性變化。

  另外一種隱喻式的解釋是,今天國有企業的利潤表現可能來自市場化改革的紅利。人們熟知,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中國中小型國有企業大量消失成為市場化主體,統計數據表明,從1994年到2003年的十年間,中國國有企業數量從12萬家下降到不足4萬家,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的就業在全部就業中的比重更是直線下降到6.1%,這與其產值比重僅僅下降到37%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就是說,現在體現在少數壟斷企業的損益表上的巨額利潤,很可能來自其他國有企業的犧牲。換句話說,那些承載了巨量就業的中小型國有企業及其員工們在毫無補償的情況下,在被踢出國有企業范圍的同時,也一并帶走了國有企業改革巨大的隱性成本。而那些剩下的,位于社會上層的國有企業不僅轉嫁了成本,還可以憑借其權力位勢抽取充分市場競爭所創造的社會紅利。體現在少數國有企業內部的巨額利潤,實際上來自于外部以及下層市場化競爭主體的輸送。果真如此,不治而愈的國企改革就不是什么奇跡,而是一個古老剝削戲碼的現代版本。

  可能正是出于這樣一種忐忑,中國國有企業的主事者們未敢稍有懈怠。在國企利潤暴增、形勢大好的情況下,仍然全力推進國企改革。其路徑則是,學習淡馬錫,塑造董事會。按照中國國資委的說法,2007年,167家央企將全部完成新董事會的組建工作。看得出,建立以董事會為核心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已經成為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不二選擇。

  以董事會為核心構架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究其本意,是要型塑一種上下相互制約,利益均衡,有效防范風險的公司架構。但在我們的觀察中,中國國有企業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踐行者們,似乎遺漏了公司治理結構最為重要的一環,那就是外部的輿論監督。在我看來,外部輿論監督本身就是公司治理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基礎架構,沒有這種基礎但隱形的架構,任何完美的公司治理結構都必然流于失效。在西方國家,輿論監督作為一種常態,無需在公司治理中予以特別強調,但在中國,這可能恰恰是公司治理失效的關鍵因素。對于那些具有全局性影響,因而也就具有強烈公共福利性質的大型國有企業來說,恐怕尤其如此。常識告訴我們,沒有外部輿論在場,董事會成員之間的所謂制衡就可能變成合謀,而那些所謂的各種時髦的次級委員會,也就很容易墮落為遮人耳目的道具。中國上市公司這幾年董事會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

  令人沮喪的是,中國國企在這方面幾乎完全原地踏步,窒礙難行。我們在本期封面文章的采訪過程中所遭遇的各種困難,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了這一點。這也正是我們對中國國企新一輪改革的最大憂慮所在。在沒有外部輿論在場的情況下,今日風光無限的國有企業,會不會在未來某一天,突然演出另外一場令人驚訝的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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