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中

　　中國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必然出現一些問題，但全球化卻加劇了這一問題的擴大。因為中國自身市場體系尚未完善，席卷而來的全球化對這一體系的撞擊是猛烈的

　　如果在全球化不斷深入的過程中，政府不推行強有力的社會政策，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緩解一部分“全球化輸家”的經歷痛苦，經濟增長不具有可持續性

　　一種流行的說法是，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如果考慮到全球化所帶來的社會成本，這一結論還沒有完全站穩。

　　巨大的經濟成就使中國明白開放經濟所具有的長處，也使中國人對全球化表現得更為積極和樂觀。然而，一些跡象顯示全球化加劇了中國社會矛盾的產生。

　　很多年來，封閉體系把

中國經濟帶入了困境。因此，融入世界成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致力追求的目標，入世就是這一追求的一個里程碑。

　　但過去幾年，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在中國城市、農村顯現，收入分配、環境污染等問題日益突出，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社會成本也在日趨加重。

　　許多國家的歷史反復證明，全球化帶來經濟增長和社會轉型，中國也不例外。

　　弱勢群體日益邊緣

　　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說，現在，中國每年大概從農民手里征用的土地將近20萬公頃。

　　另據統計，目前我國失地農民總數超過4000萬人，并仍在以每年200多萬人的速度增加，預計到2020年還會有4000萬人進入失地農民的行列。

　　大多數專家都認為，這是中國在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過程中必然產生的現象。而入世以來全球化進程則加劇了這個形勢。

　　“三農”問題是中國社會問題的集中反映，從農民身上可以折射出中國社會矛盾的交織。農民及農民工正在成為全球化的失意者。

　　“三農”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對《第一財經日報》說，“三農”問題其實是從工業化加速開始的，是從全球化這里嚴峻起來的。

　　入世以來，中國吸收FDI不斷增加。工廠、高樓如雨后春筍般拔地而起。使得農村生產關系發生裂變，大量農民失去土地，他們涌入城市，成為新興工廠的工人。

　　在全球化影響下失去土地的農民，又以農民工的形態成為全球勞動力資源的一部分，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勞動力進行競爭。

　　全球化是以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為基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大融合的過程。按照赫克歇爾-俄林要素稟賦理論，相對而言，中國在土地和勞動力方面具有比較優勢。

　　中國與國外土地所有制的不同，使地方政府在發展經濟名義下，能夠比較容易地征用土地，并將其作為招商引資的優惠條件，以及地方經營城市的收入來源。

　　依托土地經營農林牧副漁的農民并不擁有土地資源，并漸次喪失其對土地的處置權。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中，農民階層難以發出自己的聲音。不僅如此，在進入全球化經濟體系中，作為勞動力供給方，農民工更不具備要價的權利。

　　溫鐵軍說：“這是‘race to bottom’(向下競爭或向谷底賽跑)。全球20%的發達國家掌握買方市場，賣方是占80%發展中國家，由此產生過剩、低價勞動力過度競爭，產品和勞務的價格降到最低。”

　　中國出口導向產業的工人大多數是農民工，在中國勞工更多地被融合進世界經濟的同時，中國的勞動標準卻在降低。

　　溫鐵軍說：“‘race to bottom’使得發展中國家以犧牲資源、環境和福利等來競爭。”

　　當然，這樣的問題在中國體現得非常明顯。有學者認為，中國實際上是在“向谷底賽跑”的過程中處于領跑地位。

　　入世之后，中國還沒有改變在全球整個產業鏈末端的位置，因此，全球化過程中，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將仍然是中國比較優勢最為明顯的要素。持續增大的勞動力供給，也將會使中國勞動力持續保持低價格。

　　收入分化加劇

　　很多觀察人士認為，農民及農民工群體在全球化背景下將更加弱勢，更加被邊緣化。

　　中國是13億人口的大國，而農民就有8億人，這么龐大數字的人群成為弱勢階層、被邊緣化自然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數據顯示，中國目前基尼系數達到了0.45(國際公認的基尼系數警戒線是0.4)，高于1981年的0.3。這表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與美國處于類似的水平。

　　根據亞洲發展銀行對中國數據的分析，不論是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間，還是內陸及沿海地區，抑或高薪與低薪工作，處處都顯示收入最高的人與收入最低的人的差距在不斷擴大。

　　不僅如此，上述情況必然導致宏觀經濟領域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加劇。

　　全球化以資本作為配置資源的主要要素，資本具有最終決定權，生產要素隨著資本而流動。所以，可以看到，資本日益密集的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地區差距在日益增大。中西部地區逐漸成為東部沿海地區的勞動力及資源的供給地。

　　改革開放初期，東部可以通過計劃體制獲得中央及中西部省份的資源配置。但是，時至今日，市場經濟體制已經成型，講求效率優先，對中西部的投資不如在東部的獲得的效益，因此，越來越多的資本投向了東部。

　　同理，各級地方政府在投資當地經濟發展時更多的會選擇投向城市，城鄉差距也因此繼續擴大。

　　當然，這是在中國建立市場經濟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問題。但是，全球化卻加劇了這一問題的擴大。因為中國自身市場體系尚未完善，席卷而來的全球化對這一體系的撞擊是猛烈的。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1999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所言：“全球化打開了世界市場中的機遇之門。但是，市場可能走得太遠了，以至于擠壓了對人類發展來說至關重要的非市場活動。……更加糟糕的是，全球市場的成功使人類發展的許多非市場活動邊緣化、使人類幸福更為脆弱。”

　　隨著外資的涌入，原有生產體系正在變得支離破碎。其間，農民喪失話語權，而國有企業破產、兼并或被收購，產生大量失業工人，逐漸成為弱勢群體。這些形勢的發展在加劇中國社會財富趨向集中于更少部分人群。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常務副院長胡偉教授說，“全球化加速了中國工業化、現代化過程，整個社會在重構，利益在重新分配，這一段時期是非常不均衡的。”

　　當然，全球化進程中，新興的民營企業主以及外資企業中的白領階層，無疑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然而，這些幸運者畢竟是少數。

　　反全球化運動一個主要目標就是反對全球化帶來的收入差距擴大化。反全球化運動者認為，全球化使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不平等、不公正加劇。

　　反全球化運動是WTO的一個影子，從西雅圖到香港，新一輪的WTO全球多邊貿易談判被反全球化的魔咒所纏繞。

　　社會保障越顯脆弱

　　不少學者認為，由于社會保障系統的不健全，使得中國收入分配問題凸顯出來。

　　11月16日，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田成平表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社會保障體系除了面臨城市化、人口老齡化、就業形式多樣化等挑戰外，還將面臨經濟全球化的挑戰。

　　入世以來，全球化進程在中國不斷加快，中國企業面臨越來越大的國內國外競爭的壓力，企業改制和產業結構重組的速度加快，就業失業問題增加了新的變數。勞動關系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

　　事實上，原本已經脆弱的社會保障體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將面臨更大困境。

　　中國在實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1992年，得到國家定期定量救濟的城鎮困難戶人數只有19萬人，占城鎮人口的0.06%，全國城鎮社會救濟費用(包括臨時救濟)總共只有1.2億元，僅占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0.05%，不到國家財政收入的0.03%。

　　而在美國、英國這樣一些發達國家中，社會救助經費在社會保障開支中的比例高達1/3以上，受助人數占總人口的1/10以上，救助經費分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6%和3.9%。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施后，大批城市貧民進入了社會救助范圍，但是中國絕大多數貧困人口分布在農村，農村人口并未包含在內。

　　在社會保障體系中，尤以醫療和養老問題為外界特別關注。醫療費用不斷增加，但并沒有一個完善的醫療保險系統來承擔這些費用，那些無法支付巨額醫療費用的患者經常無法在醫院接受治療。

　　田成平說，全球化強化了人口和勞動力的流動，對開展國際間的社會保障合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對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也提出了新的挑戰。同時，資本市場的逐步全球化，也需要我們積極應對養老保險基金投資的風險與危機。

　　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不僅僅是單純解決制度變遷過程中所涌現出來的國內層面的社會問題、維系社會穩定的需要，同時也是在國際層面建立一種國家保護機制的需要。

　　事實上，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是政府公共政策的建設。胡偉說，全球化加速了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而此時，政府的改革就相對滯后。

　　中國入世5周年，是中國全球化進行最劇烈的時期，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如果在全球化不斷深入的過程中，政府不推行強有力的社會政策，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緩解一部分“全球化輸家”的經歷痛苦，經濟增長不具有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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