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

　　我國經濟結構出現失衡也是開放過程中必須正視的焦點問題。我們輸出美國的是經濟福利，而輸入的是消耗和污染，而且我們出口賺來的外匯很多用于購買美國的短期債券，出口的是實際資源，又以變相信貸方式存在美國，這對發展中國家是不經濟的行為

　　即將到來的這個圣誕節，“圣誕老人”從歐洲送來的一份“禮物”或許很難讓我們一展笑顏。

　　12月10日，世界最大的集裝箱貨輪“愛瑪·馬士基號”將抵達我國深圳鹽田港，這艘貨輪將載著至少1630集裝箱有待循環加工的廢塑料、廢鐵返航，這些廢舊材料將在中國被加工成玩具、電腦外殼等商品，并再度運往歐洲銷售。

　　而一個月前，這艘被戲稱為“圣誕號”的貨輪首站抵達英國，并沿途駛經荷蘭、德國、瑞典、丹麥、西班牙，為歐洲各國送去了圣誕禮物——1.1萬集裝箱滿載“中國制造”的商品。這些曾被西方媒體廣泛列舉的物品包括：“5噸圣誕餅干、17集裝箱玩具、1集裝箱數碼相機、1236小箱日歷、10800件男式襯衫、1集裝箱化妝品、65萬個塑料包、12噸廚房用具、188.6萬個圣誕裝飾品、1939雙皮鞋、9000雙運動鞋以及T恤衫、裙子、皮沙發等。”

　　這也許能夠描述出“全球化”的一個經典圖景，在一個自由、開放的貿易世界里，“圣誕號”的往返，似乎也暗喻著中國在全球生產鏈條中所享受的利益與付出的代價。

　　高外貿依存度之憂

　　自2001年加入WTO以來，中國開始更加廣泛地參與國際分工體系，并與世界經濟緊密融合，不斷攀升的貿易額更是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經濟在擴大開放征途中愈加穩健的步伐。

　　中國目前穩居世界第三大貿易國之位，2001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為5000億美元，至2005年已經猛增到1.4萬億美元。然而，伴隨著WTO的一聲“中國，請進”，中國開放步伐不斷加快的同時，也為自身經濟發展帶來一定隱憂。

　　縱觀近15年來的GDP及進出口貿易數據，從上世紀90年代初至今，我國外貿依存度(注：外貿依存度，指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對外貿易總額占該國或地區國內生產總值即GDP的比重)提高了30個百分點，而中國加入WTO這一年，成為外貿依存度增速上升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相關數據表明，2002~2004年，我國外貿依存度幾乎以每年增長10個百分點的速度上升，即使2005年略有下降，也達到了63.89%。(見表)

　　事實上，持續增長的外貿依存度不僅反映了中國參與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速，也表明國外市場需求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動力。

　　商務部國際貿易與經濟合作研究院中國對外貿易研究部副主任金柏松認為，我國實施開放式加外向型發展戰略，主導了貿易依存度持續高攀，而這一戰略的核心內容由我國開放政策、積極吸引外資、出口導向以及加工貿易政策所構成。

　　對此，也有學者提出，由于我國出口產業中大多數是組裝型的生產環節，增值率較低，如果用包含加工貿易的進出口額與GDP相比，計算出的外貿依存度夸大了國民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

　　“無論采取怎樣的計算方式，我們都要正視中國外貿依存度過高的問題，即使剔除加工貿易的影響，我也認為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太高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日本在貿易立國時期，外貿依存度也沒有超過20%，而我國外貿依存度增長速度過快，對外部依賴越來越大，將增加經濟的系統風險�！�

　　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將使得我國產品供給結構受國際需求和國際分工約束較大。一方面中國經濟更容易受到外部沖擊，另一方面過多投資進入加工貿易部門，也將導致產品結構長期停留在中低端產品領域。

　　成長中貿易大國之痛

　　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的教授黃亞生對“中國制造”持有的觀點在學術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盡管中國從全球化中獲得了工資上的好處，但它沒有留下全球化帶來的利潤”，黃亞生曾表示。

　　“同時，加工貿易這種‘候鳥經濟’是十分不穩定的，一旦我國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喪失，他們就會轉移出去，選擇具有更為廉價勞動力成本的國家或地區進行生產”，張燕生說，“目前我國的產業結構、技術結構還需提升，若比較優勢能夠處于分工的高端，才真正會被國際市場所認可，并不易被替代。”

　　在全球化的扁平世界里，“中國制造”已經只有國家的地理意義，而模糊了其國家的生產要素意義。在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張幼文看來，中國出口主要依靠加工貿易和外資企業的情況下，不指出生產要素的國民屬性，則不能正確認識中國的競爭實力，也模糊了出口增長的國民福利意義。

　　當跨國公司日漸成為全球生產的組織者和協調者，并實現按價值鏈組織全球分工時，也由此加快了全球制造業向低要素成本地區轉移。從這個角度而言，不難理解，中國為何正逐漸成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目的地。

　　近年來，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額(FDI)也逐年增加，相關數據顯示，1995~2005年，中國實際到位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由375.21億美元增長到603.25億美元，并在2002年首次突破了500億美元大關。

　　然而，令人擔憂的一個事實是，由于跨國公司大量投資我國制造業，近70%的外資都流向了我國制造業領域，導致我國一些產業生產過剩、畸形發展現象。而產業轉移，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所導致的貿易關系變化，也使我國貿易失衡的情況越來越突出。

　　自中國加入WTO以來，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數據也成為歐美各國頻頻對我國施壓和挑起貿易爭端的把柄。日內瓦當地時間11月27日，WTO發布了一份最新的反傾銷統計報告。該報告指出，2006年上半年，全球新立案的反傾銷調查繼續呈下降趨勢，而中國，仍然是全球反傾銷調查的頭號目標國。按新立案數目衡量，今年上半年，中國大陸遭到32起新發起的反傾銷調查，比位居第二的美國多4.3倍，比2005年同期(23起)增加了9起，增幅高達39%。

　　諸多學者認為，與能夠通過國際貿易規則及雙邊磋商進行解決的經貿摩擦問題相比，更讓人憂慮的則是由“雙順差”所帶來中國內部經濟失衡，以及外資不斷流入所造成的要素中市場價格扭曲。

　　目前，我國勞動力、土地、能源、水和環境產品價格扭曲，實際造成了資源外流。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參與外貿市場的人力超過上億人，直接在外商投資企業打工的農民工就有3000萬~4000萬。有學者指出，農民工在勞動保護、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缺失，是中國勞動力要素扭曲的體現，對農民工的低工資和保障制度的缺失等問題應倍加關注，反之，由于保障制度缺位，影響到國內消費不足、內需難以啟動，進而造成整體利益流失。

　　對此，曾任摩根士丹利全球策略部主管的大衛·羅奇(David Roche)日前也撰文指出，中國經濟依賴廉價資本和勞動力的增長模式已進入“遲暮之年”。他認為，中國的勞動力供應并非沒有止境，從現在起到2009年，中國每年的勞動力人口增幅只有0.5%，此后將開始萎縮，而從2014年起，每年將以1%的速度減少。該文中指出，技術工人短缺或許已經導致工資標準被抬高，在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工廠，工資水平已經趕上許多即將加入歐盟的東歐國家。在臨近香港的深圳，企業工資水平已超過印度和印尼等競爭對手。

　　謀求均衡發展之變

　　事實上，以廉價勞動力參與國際分工只能是中國開放型經濟的啟動模式，而不具備可持續發展的潛力。中國經濟在開放的步伐中，必須面對一些深層次矛盾，并尋求均衡發展之變。

　　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本月1日在“后WTO時代，中國與世界”論壇上就表示，中國經濟實際上是一個不平衡的經濟，從定義上講就是一個非常脆弱的經濟，因為沒有很強的支撐基礎，如果美國經濟出現問題，中國經濟也會出現連帶的影響。

　　在張燕生看來，我國經濟結構出現失衡也是開放過程中必須正視的焦點問題。“我們輸出美國的是經濟福利，而輸入的是消耗和污染”，張燕生說，“而且我們出口賺來的外匯很多用于購買美國的短期債券，出口的是實際資源，又以變相信貸方式存在美國，這對發展中國家是不經濟的行為�！�

　　其實，伴隨著中國融入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中國已將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收益中大部分以很低的價格轉讓給了美國消費者，而美國則不僅可以從中美貿易中享受物美價廉的商品，使其保持較低的通脹率，而且，將從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外匯儲備資金回流中獲得大量資金，促進其資本市場的繁榮。

　　“中國入世五周年之際，也應該正視和反省自身的矛盾，我們以往對外貿領域設計和實施的激勵機制導向出現了偏差，這在進出口戰略、進出口政策和進出口體制等方面都有所反映”，張燕生說，“中國應該調整原有的外向型經濟模式，外需和內需究竟哪個才是根本，一個開放的市場應該獲得怎樣的收益，答案或許不言自明�！�

　　一直以來，由于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聚焦東部沿海地區，盡管我國政府近年來大力實施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戰略，利用優惠政策鼓勵外商投資，但未見明顯成效。相關數據顯示，2001~2005年，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實際利用外商投資金額的增長速度為7.9%，而中部6省(晉、豫、皖、贛、鄂、湘)年均增速只有4.5%。

　　因此，這一矛盾不僅加劇了我國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而且也進一步導致西部、中部地區的一些人才和資金向東部“倒流”現象。張幼文認為，當經濟發展動力過度依賴于外部時，就會僅有“國際貿易的經濟地理效應”，而削弱經濟地理的發展效應。

　　“當資源和勞動力向沿海流動，這一格局在發揮中國勞動力優勢的同時，也增大了中國經濟中的交易成本，這包括勞動力流動成本，沿海就業壓力增大，社會保障負擔加重，內地發展困難增大等�！睆堄孜谋硎�。

　　而在大衛·羅奇看來，中國從出口制造業轉型為側重內需的服務業尚需時日，這還要求從業人員具備一定的個人創造力，而在這個領域，即使是新加坡等相對發達的經濟體都遇到了很大困難。

　　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建立多元化貿易伙伴

　　盡管中國制造業規模居世界第四位，但國內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的企業僅占萬分之三左右，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自有品牌產品出口不到10%。對此，有專家指出，貿易增長模式轉變的前提，是整個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也取決于中國的經濟能力與人才儲備。

　　12月3日，我國科技部公布了《“十一五”國際科技合作實施綱要》(下稱《綱要》)，根據這一實施《綱要》，“十一五”期間，我國國際科技合作將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中心，充分利用國際智力資源、培養和引進一批頂尖科技人才。在這份《綱要》中，明確鼓勵中國企業和研發機構實施“走出去”戰略，到海外以獨資或合資、合作形式建立研發機構、組建國際產業戰略聯盟�！毒V要》中還提出，密切配合中國外交戰略，積極開拓對外科技援助的渠道和形式，擴大技術輸出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

　　大衛·羅奇指出，中國參與全球化過程中，全球總的產出量、就業崗位和財富額會同步增長。然而，有專家認為，目前，對于中國不斷攀升的貿易數據，最大的“風險”是全世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一周后，首次中美經濟戰略對話將在北京舉行，美國政府高官們預計將就擴大中國市場準入、知識產權、能源合作以及人民幣匯率靈活性等話題與中方進行廣泛對話。隨著他們的足印漸行漸近，貿易保護主義是否也會一起來到中國？

　　事實上，有關主管部門也意識到目前中國外貿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日前，商務部發布了《商務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下稱“規劃綱要”)，該規劃綱要指出，當前中國外貿粗放型的增長方式還沒有根本轉變。出口競爭主要還是依靠勞動力價格又是，貿易利益與貿易規模不相稱。

　　為推動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商務部提出以自主創新為核心提高出口

競爭力，提升對外貿易的綜合效益，調整加工貿易發展模式逐步從代加工向代設計和自創品牌發展，并引導加工貿易逐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此外，商務部還提出要建立與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相適應的外貿調控機制。

　　除美、歐等中國傳統的貿易伙伴外，中國也開始繼續深化與其他貿易合作伙伴的戰略關系。在此前閉幕的中非合作論壇上，宣布建立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系，中國承諾到2009年對非援助規模增加一倍，力爭到2010年中非貿易額達到1000億美元。此外，對于已經實行了早期收獲計劃的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協議，雙方在服務領域的談判也將加速進行，力爭在2010年如期建成自由貿易區。

　　一切仍在繼續，一切仍需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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