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專欄作者徐迅雷。(新浪財經資料圖片) 點擊此處查看全部財經新聞圖片

　　徐迅雷，生于1966年，大學畢業留校6年，后到政協又6年，再后來下派到一個江南小鎮做鎮委書記，最后棄政從文——因為感到還不干自己感興趣的事，這輩子要廢了。現為杭州《都市快報》首席評論員。2001年開始集中精力寫作，已刊發雜文時評隨筆書評逾千篇，其中逾百篇被各種選本選載。《雜文報》“名家新作”欄目、《雜文選刊》“當代雜文30家”欄目先后有介紹。

　　12月4日-12月10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徐迅雷。----編者按

電子眼企業化與設租尋租     12月5日  星期二

　　文/徐迅雷

　　9輛車在同一秒鐘同一地點被拍到違章，大部分電子眼未經檢測和年審長期違規“服役”、“帶病”執法；一些公路每隔三五百米就安裝一臺電子眼，這些“電子警察”拍攝隱蔽，許多路段限速過低成為“罰款陷阱”，有些電子眼已演變成“創收工具”；廣東交管部門被投訴的案件中，有70%有關電子眼……(據12月3日新華社)

　　公路電子眼，為何“病”得不輕？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因為“人病得不輕”。這種事情被曝光的已經不少了，去年就有著名的“杜寶良事件”：安徽來京務工人員杜寶良在北京同一地點違反禁行規定105次，均讓隱蔽的攝像頭拍攝下來，被告知須交罰款上萬元。

　　所謂“交通管理”，本來是政府職能部門向公眾提供的公共產品，這種公共產品的產生，來源于納稅人所繳納的稅款；但權力中人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將其“延伸”了出去，設置種種“罰款陷阱”來增加自己的收入。于是，“罰款增收”成了目的，“交通管理”卻成了一種增收的手段，所謂“治理交通環境”就成了一個幌子、一句空話。

　　從經濟學角度解釋，這正是一種“設租”與“尋租”行為。所謂“租”，本義是指一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獲得的收入中，超過這種要素的機會成本的剩余；這種剩余的產生，是非生產性的，只是一種財富從甲轉到乙那里；所以“尋租”的含義亦即追求這種剩余的過程。公務人員通過權力“尋租”，就是腐敗或亞腐敗。

　　用隱蔽的電子眼等等手段來進行“執罰”、“濫罰”，似乎并不是典型意義的“腐敗經濟學”，而更準確地說是“亞腐敗經濟學”。“合法的罰款”與“濫用的罰款”，其根本區別就在：前者是為公共利益而進行的，后者是為部門私利而進行的。這種為“部門私利”而進行的“濫罰”，就是很典型的“亞腐敗尋租”。公安部新聞發言人武和平就曾坦承：“濫罰現象也確實是存在的，這個不能推卸責任”(見9月7日《南方周末》)。

　　不僅是交管部門，城管執法等其他部門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譬如武漢漢口漢正街城管執法中隊明目張膽“以罰代管”，就曾被曝光——收了500元“罰款”后，執法人員就向經營商戶承諾：“將來有大的檢查會提前通知你。”(11月23日《新華網》)

　　公共場所的電子眼已經用得越來越普遍，北京主要路段監控已實現了“無縫覆蓋”，交管部門利用電子眼進行的非現場執法，已經占到處罰交通違法行為的60%。除了交通電子眼，還有治安電子眼等等，今天在一個城市里，進出辦公大樓、住宅小區，往往都有不少電子眼“掃描”過你。在公共場所設置電子眼進行監控，用技術代替人力，這本身沒有錯，譬如在新加坡，24小時值勤的“電子警察”遍布大街小巷、十字路口和主要公路干線，只要電子眼記錄下了違法車輛和司機，執法起來可謂六親不認，罰你沒商量。問題在于：人家是完全是“按法執法”，是一種“嚴治”，更是一種“善治”；而我們的一些執法部門，卻將其弄成了“權力尋租”的“最有效”工具，這哪里是什么“善治”、“仁政”？

　　一個城市，動不動禁止這禁止那，譬如我行我素堅決把電動車給禁了，你一旦“違禁”，就一概予以罰款，這當然就會被人稱為“只禁城”；如果到處是“罰款陷阱”，把種種設備變成“創收工具”，那么也就大抵就是“只罰城”了。

　　瞄著“罰”字的電子眼進行“準企業化運作”，正是“權力尋租”的一種新動向，而且“投入產出”比非常可觀。表面上，來源于電子眼的罰款大都上交了地方財政，但地方財政會將罰款按比例返還給交管部門，“多罰、多繳、多返還”已經成規則，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是“你罰到多少，我給你多少”。這樣的規則極大地激發了“執罰”積極性，每一套電子眼設備的投入，都算計者讓它效益最大化、產出最大量的罰單來。報道說，今年6月出現在廣東一高速公路的9張罰單，是電子眼在同一秒鐘、同一地點拍到9輛車違章，“權力尋租”看著這樣的情形，心里能不樂開花嗎？

　　公安部發言人武和平就看到了把公安局當作企業的可怕，他說：“我曾在全國搞過一個調查，在東部、南部養一個警察每年需要10萬元人民幣，中部地區大概要3萬到4萬，西部養一個警察要1.5萬。但在西部某些不發達地區，地方政府每到年底就會和公安局、交警算賬，把警察罰款所得計入當年的地方總產值，然后再把這些錢當作辦公經費撥回去。這等于是把公安局當作稅務局和企業了，把預算外收入納入預算內，算作政績。這樣的行為是非常可怕的。”(據9月7日《南方周末》)

　　把警察“罰款所得”計入“產值”，可見政府本身就愿意將公權力部門視作企業，進行企業化或準企業化運作。延伸下去，不僅種種“罰款”可以“企業化運作”，各種“收費”同樣也能夠“企業化運作”。去年，昆明市內道路臨時停車收費，就被一家名叫“驛通”的公司“通吃”，這個對停車收費進行壟斷獨霸的公司，是由昆明市公安局

機動車駕駛員考試中心、市道路安全協會兩個法人股東出資成立，還美其名曰“屬國有性質”(2005年9月23日新華社)。可見公權力進行尋租時，其能耐是如何之大；如此開創“亞腐敗經濟學”，真是“至功居偉”。

　　這些問題要想得到根本性的解決，無他，只有徹底改革我們的治理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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