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嘯鳴，鉛筆經濟研究社發起人、理事�，F供職于江西師范大學，從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工作。90年畢業于陜西財經學院，堅信經濟理性是提升國人幸福程度的有效途徑。曾在《經濟觀察報》、《經濟學家茶座》、《權衡·新青年》等媒體發表多篇經濟評論文章。

　　11月27日-12月3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鄒嘯鳴。----編者按

從“包身工”到“血汗工廠”---誰是救世主？     11月30日  星期四

　　文/鄒嘯鳴

　　去年是夏衍(沈端先)先生仙逝10周年。如今的讀者，只要是高中畢業生，都可以被稱為先生的學生——《包身工》這篇報告文學直到2004年，才從高一的課本中撤出。該文的影響可以說非常深刻，因為它不但影響了學生們的思維方法，甚至成為了以后新制度的注腳。

　　感謝互聯網，讓我方便地找到了《包身工》原文重新閱讀了幾遍，并且找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中的教師教學用書(電子版)，該書從“課文研討”、“關于練習”、“教學建議”和“有關資料”四個方面，詳細地介紹了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如何檢驗學習效果、如何運用該文分析現實問題。

　　重讀原文及教師用書以后，我想提幾個問題與大家共同思考。

　　1、“蘆柴棒”(文中著墨最多的重點人物)不進工廠的命運是否比進工廠的命運更好？

　　2、包身工通過賣身契約失去了自由，那么她們獲得了什么？

　　3、通過歷史的與橫向的對比，讓我們看看中日兩國工人的工資差距是拉大了還是縮小了？

　　4、該報告文學對包身工處境的改善有什么建議？對包身工們改善落后貧窮面貌有什么價值？如何評價該報告文學對脫貧的制度演進的影響？

　　《包身工》作于1935年，是夏衍經過長期的實地調查，在詳細地占有了大量可靠材料的基礎上寫成的。他以鐵的事實、精確的數據、精辟的分析和評論，把勞動強度最重、地位最低、待遇最差、痛苦最深的奴隸一樣做工的女孩子們的遭遇公諸于世，憤怒控訴了帝國主義和買辦勢力的殘酷剝削和掠奪中國工人的罪行。同時告訴人們，包身工制度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溫床上，受到國民黨反動政府“特殊優惠”的保護，伴隨中國農村經濟衰敗生長出來的一顆毒瘤。

　　——摘自(教師用書電子版)第一段。

　　請注意，這一段所引用的“罪行”之“罪”，其實是道德譴責，而不是法律譴責。因為3年包身工契約是建立在雙方合意和自愿的基礎上的契約，并不違反當時的法律。那么問題就來了：包身工們如人間地獄般的遭遇，為什么官府不管？將女兒推向火坑的契約，父母為什么會“畫十字”并接受10元銀圓？這就關系到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包身工們沒進工廠的時候，面臨的是“咬著草根樹皮”的競爭。進了工廠后面臨的是“兩粥一飯”的競爭。她們父母其實是在別無選擇的絕望下進行了最優選擇。因此，夏衍先生譴責她們兩粥一飯的待遇太低當然有道理，但是忽略低效農業導致人們生存面臨巨大風險的背景，也是該文的硬傷。

　　包身工的工資到底有多低？夏衍先生在文中介紹說，“蘆柴棒”作為生工，“最初，工錢是每天十二小時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工作是不需要任何技術的掃地、開花衣、扛原棉、送花衣之類。幾個星期之后就調到鋼絲車間、條子間、粗紗間去工作�！钡谝荒甑钠骄�工錢是每天三角二分，第二年的平均工錢是每天三角八分。相當于每月10塊大洋。這個“十塊大洋”到底是什么概念？我們看看1933年發表的葉圣陶先生在《多收了三五斗》中的介紹就清楚了：對于糧食豐收的地區而言，“糙米五塊，谷三塊�！奔仁畨K大洋相當于在豐收地區的2擔大米。她一年的收入相當于24擔大米。毫無疑問，這種收入水平比她在農村從事農業，要高的多的多。

　　問題在于，這個收入被“帶工老板”買斷了。包身工們通過賣身契約，獲得的僅僅是一個從“生工”變成“熟工”的鍛煉機會。其實她們還獲得了三年后成為“自由工人”的機會和信息。從經濟學上來說，該賣身契約對女工們的意義，實際上相當于上海需要招收女工的用工信息的成本。帶工老板們掌握著這些信息，該信息如此昂貴，以至于包身工們為了獲得它必須支付3年白干的代價。

　　信息成本屬于交易成本，這種交易成本越高，對達成交易的阻滯作用越大。但是，這種交易成本到底由誰支付，取決于這種交易對誰更迫切。企業招收合意的員工面臨的是利潤的誘惑，包身工們獲得該項工作機會面臨的是延長生存的可能的誘惑。因此，該信息成本由包身工們支付而不是工廠支付，是可想而知的。

　　當然，這種信息的利潤水平如此之高，誘導了帶工老板們鼓動他們“一根稻草講成金條的嘴巴”，在“全上海三十家日本廠的四萬八千工人里面”，替廠家招來了“包身工總在二萬四千人以上”。其實推動上海由一個小漁村演變為上個世紀30年代的“東方巴黎”，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上海的地利——它在航運成為各國之間資源互補的紐帶的條件下，上海成為中外各種資源進行交易和生產的中心。在整個產業鏈上，帶工老板們扮演的是傭工信息的供應者角色。只要這種供應越短缺，那么這種信息就越值錢。道德譴責如果無助于改變這種信息短缺的狀態，那么譴責也就無助于改善這些包身工的就業環境(包括吃、住、工作時間等)。

　　可以推測，如果這種信息的利潤水平能保持如此之高，那么，三年以后，將有不少包身工無須從事“自由工人”職業，而是從事“帶工老板”的職業，從自己的家鄉招收更多的女孩脫離農業，從事工業。我的意思是：利潤水平的降低緣于競爭激烈，而不是緣于記者的道德譴責。到現在，通過分工的演化，“人才信息”已經發展成為一項專門的行業，而從事這一行業的資本卻基本上只能獲得平均的收益率。是這種行業競爭而不是所謂的“記者的良心”才導致了信息價格的降低。

　　我們再來看看中日兩國工人的工資差距。夏衍先生準確地記錄了當時二者(兩國的包身工)的差距是：“一些在日本通常是男工做的工作，在這里也由這些工資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們擔負下來”。正是中國工人的廉價勞動力所形成的絕對優勢將日本的工廠遷移到了中國。東北師范大學的董長芝教授在《中國現代經濟史》中介紹說：“到1936年，外資紗廠的紗錠占中國全部紗錠數的46.2%，線錠占47.4%，織布機占56.4%。擔外資紗錠都集中在少數幾個大廠中，是生產和效率上，華廠遠不如外廠”。“從1894年到1936年，中國的官營資本增加21倍，民營資本增加175.4倍。從1920年到1936年的16年間，屬于南京政府主導的民族資本發展的‘黃金時代’”。

　　筆者根據湖南省統計局國際統計信息中心發布的編譯信息提供的數據，2002年八月，日本的居民人均月可支配收入水平是40萬日圓。相當于2萬7千元人民幣。同期中國全國城鎮居民人均月可支配收入706元人民幣。日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相當于中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8倍。是的。中日間工資收入水平差距，從1/3擴張到了1/38。

　　最后我們來分析一下夏衍先生的該報告文學的價值所在。

　　1995年，張寶華先生稱贊到：“他的報告文學強化了文學色彩。他運用了小說、散文乃至戲劇、電影的一些富有表現力的藝術手法，使其具有了文學的形象性、生動性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笔堑�，這種藝術感染力深刻地影響了幾代讀者。夏衍先生在《包身工》一文的最后，用最嚴厲的道德譴責表達了他的憤怒：“索洛警告美國人當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當心呻吟著的那些錠子的冤魂！”

　　這種道德譴責導致讀者很容易得出符合“道德邏輯”的結論：無論中外，資本家都是沒有良心的壞蛋。必須推翻這種“人吃人的制度�！�

　　請注意：他既沒有提出“工會”之類的維護人權的制度建議，也沒有看到只有投資增加，才會增加對工人的需求；只有資本家之間對勞動力需求的競爭加劇，才會提升工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條件。才會促使將更多的農業人口轉為工業人口，使這些原先靠天吃飯的人脫離從事農業所面臨的巨大不確定性。更沒有看到普遍的社會保障制度才是提升窮人的尊嚴的必由之路。

　　《中國工人》1959年第6期刊登了夏衍先生的新作品《從“包身工”引起的回憶》。在該文中，作者寫到：“解放之后，我去看過上海的曹楊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過工人醫院�？吹竭@些，不知別人是什么感覺，我卻總會很自然地聯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來就會使軟心腸的人流眼淚。什么面黃肌瘦、骨瘦如柴這些話，都是不能形容她們的真實情況的。沒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腳氣病、皮膚病。這些包身工的兩只腳已經腫得像碗口一樣粗了，還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機器旁邊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參觀了一處女工宿舍，看到她們床邊有書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們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觀察的時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種難聞的臭氣�！�

　　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他對比新舊社會“二重天”的時候，中國卻正處于由史以來最嚴重的饑荒之中。餓死幾千萬人的悲慘沒有打動他的良知，留下與《包身工》那樣打動讀者的控訴。他記錄的是“她們床邊有書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們感到了幸福�！辈豢蜌獾卣f，當記者的良知遭遇了強權的約束的時候，會打折。

　　文學家都是煽情高手，而且相互學習如何煽情。而經濟學家卻強調理性，而且相互指責對手缺乏理性導致的人禍。結果文學家獲得了習慣于感性思維的讀者的支持，經濟學卻只能得到擁有足夠理性的讀者的支持。不幸的是：后者只有前者的N分之一。美國的經濟學家錢德勒寫的《看的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論證了現代大型聯合企業的誕生乃是市場和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管理協調的“看的見的手”比亞當•斯密的市場協調的“看不見的手”更能有效地促進經濟的發展、“經理階層支配”是現代工商企業的本質。而該書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非常詳細地介紹了美國的“枕木”發展的歷史，結論是——美國：經理式資本主義的策源地。但是按照文學家的描述，結論卻是這些經理們踏著枕木下的尸首發財。

　　當讀者成為作者的時候，夏衍先生的藝術手法就開始成為這些作者的藝術手法。文學性思維既是作者的同時也是讀者的思維方式。作者采用的形容詞越煽情，越容易吸引讀者的眼球。當下，“血汗工廠”大概就是最符合夏衍標準的新概念。大多數描寫“血汗工廠”的文本，都可以從中找到《包身工》的敘述痕跡。

　　對于所有對“血汗工廠”的控訴，我個人的判斷方式是：1、無論是老板、記者、工人、管理人員，每個人都是理性人，都是在約束條件下，為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選擇；2、每個人都面臨著來自同行的競爭壓力，所有的反應都是基于該壓力的反應；3、每個人是否都擁有選擇的自由。4、保障其權益的制度是否公正。5、誰在增加工人們的收入水平？是老板還是政府官員還是記者？

　　“包身工”在夏衍的眼里，是被管理人員欺騙了。但當我們了解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農業還處于由老天爺的不確定性所作弄的時候，這種賣身契約其實是對包身工們延長生命的最有利的選擇。更簡單地說：如果夏衍先生自己就處于那些女孩的境遇下，他/她也會作出簽約的選擇。是的，歷史已經證明，缺少保障權益的制度是導致包身工們悲慘境遇的原因。所以，正解是建立保障工人權益的制度，而不是打倒資本家。只要沒有由工人自己做主的工會制度，無論誰當資本家，都會無休止地壓榨。作家們如果當了資本家，其行為方式將與他們所譴責的老板們一樣一樣。其實，正是血汗農村的客觀存在才導致了血汗工廠的存在。當她們在農村付出了同樣的血汗卻還不能獲得工廠的收入，進入工廠是她們的最優選擇。

　　其實，只有投資上升才會有就業機會的上升，才會有工資水平的上升。如果投資減少了，就業機會就會減少，工資水平就無法提升。中國和日本居民收入水平的差異源于投資水平的差異。而不是源于日本的老板比中國的老板更有善心。更不是源于日本的記者比中國的記者有更多的義憤填膺。

　　基本上，任何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最大的地方在那里。包身工們的悲慘不在于簽定了賣身契約，而在于沒有組織工會維護自己的權益的自由、在于沒有退出游戲的自由，在于沒有自由表達的自由。血汗工廠的工人的悲慘不在于他們進入了血汗工廠，不在于沒有退出游戲的自由，而在于沒有獨立的工會組織維護他們的權益的自由，在于他們沒有在媒體上自由表達的自由。在于他們只有被代表的自由，沒有自己代表自己的自由。

　　我不愿意在記者的“良知”上打賭，雖然南都報前主編程宜中是一個非常值得尊敬的公共知識分子，但我更加信任制度對記者的機會主義行為的約束力。記者報道的客觀公正來自讀者的苛求和報社間、記者間競爭的激烈程度而不僅僅是看不見的“良知”。當記者們的自由受到“看不見”和“看的見”的手制約的時候，在他們的“良知”上打賭，十賭九輸。

　　老板、記者、工人、管理人員，每個人都是利己主義者，從而是機會主義者。問題不產生于他們的利己行為，而產生于利己的過程中損人。約束這種機會主義的方式，是維護每個人權益的制度。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老板們不是，記者們不是，我也不是。建立維護權益的制度，才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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