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鄒嘯鳴

　　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大學學費到底屬于消費還是投資？其實該問題隱含的問題是：我國的大學學費為什么如此昂貴？因此，與此相關的解答就不僅僅是簡單的判斷；甚至也不僅僅是呼吁減低學費。我更相信制度對機會主義者的約束作用。

　　讀大學是消費行為嗎？按照消費者行為理論，進行消費要達到效用最大化為目的。而“效用”是一個非常主觀的概念。花了幾萬元讀完大學以后，是否“值得”只有自己知道。這很容易隱藏提供該項“消費”的主體——大學——的責任。相反，更容易強調消費者自身的“收入約束”問題——消費不起是“消費者”的錯。

　　消費品可以被區分為耐用消費品和非耐用消費品。家庭對耐用消費品的決策更多的與投資的決策類似。既受到信貸的可獲得性、利率水平和未來的收入的不確定性的影響。非常有錢的家庭當然可以花錢、花時間，買個文憑炫耀一下，高興就可以了。但對于大多數中國家庭而言，目前的學費水平將占用家庭積蓄的絕大部分，甚至背負沉重的負債才能完成的決策，將之稱為“消費”，顯然太奢華，太離譜了點。

　　教育主管部門的官員在答記者問時，也偏向認為“是”。這個回答暗含著一個推論：即使學費昂貴，學生也是自愿成交的。所以，值得追問的是：文憑貶值是不是一個普遍的事實。很多大學生畢業后的工資水平跟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扯平，為此，大學應該承擔什么責任？

　　我個人的建議是：實施文憑的“招回制度”可以有效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完整性。招回制度目前廣泛被使用在汽車、食品等人命關天的領域。之所以值得被引入到教育領域，是因為目前的大學生(包括碩士、博士)自殺問題已經開始凸顯，自殺也許各有自己的特殊原因，對學費高昂的無奈與絕望，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由于信息不對稱，即使將大學學習當作“消費”，這也是一種特殊消費——購買以前不知道其質量是否值得花那么高的學費。繳納學費的主體往往是學生的家長，大部分家長對文憑的崇拜，來自計劃經濟時代文憑高度短缺導致的高額回報。隨著擴招的加速，這種短缺已經得到有效緩解，甚至達到泛濫的程度。哪些大學的專業文憑已經“不值錢”，家長不清楚，家長甚至沒有相應的知識結構來判斷這個問題。只有學校和主管部門自己清楚。他們可以利用這種信息的不對稱狀態來獲取自己的機會主義報酬。

　　而實施文憑的“招回制度”可以有效約束這些機會主義行為。如果文憑貶值厲害，畢業學生的怨言太重，政府就強迫他們“招回”那些貶值的文憑，至少要讓學生回到學校免費學習最新的知識，以提高文憑的含金量。

　　讀大學的學生是投資者嗎？按照經典理論，讀大學的確屬于人力資本投資。為此，政府劃撥教育經費、學校從銀行獲得貸款、學生繳納學費都屬于各自的投資。只要屬于投資，就可以按照收益和風險對稱的框架來分析這個問題。

　　投資就是為了獲取回報。問題是誰投資，誰獲得回報。

　　政府對大學投入的經費，獲取的是“社會效益”最大化。大學的員工通過工資收入成為受益者、學生可以通過減少學費支出成為受益者。最終，整個社會將因新知識得到有效傳播而提升公民的素質，提升競爭的效率和提升社會的有序性。當然，讀了大學的人不但獲得了“社會效益”，其文憑還成為了自身的人力資本的信號。

　　大學進行用負債的方式進行投資，本來無可厚非。但如果象原先的國有企業那樣，責、權、利以及風險不能內斂到決策者自己的身上，那么未來產生嚴重的資不抵債局面就不是臆測。實際上，償還沉重債務的壓力已經開始在很多大學呈現。

　　對于學生而言，學費等開支的確屬于正宗的人力資本投資。從投資角度講，學生自己應該承擔相應的投資失效的風險。在學費貸款廣泛推行條件下，學生對學習的投資的實現，實際上借助了“未來”的產出能力來對現在的學費進行。而未來的產出能力，首先表現在大學生的就業率上，其次表現在就業的工資水平上。

　　由于大學生的就業率可以被造假，因此，大學生的這種“人力資本投資”決策就有可能被欺騙。其次，決定就業率的因素，除了大學生自身的素質和文憑的價值以外，“關系網”的意義也絕不可小覷。這對來自農村的窮學生而言，缺的不僅僅是錢，也是這種關系網對自己就業機會的擠占。這種巨額投資所帶來的微弱回報就顯得不值得。而這一切，都只有在學費繳完畢業以后，大學生面臨嚴峻的就業形勢的時候，才被發覺。

　　只有在這個時候，大學生才發現：所有的“投資”風險都必須自己扛。因此，有的大學生只好開始拖欠學費、拖欠貸款的償還。心理承受能力低的學生就容易采取偏激的方式處理這種自己無力承擔的風險，比如自殺。大學卻并不承擔任何責任，甚至還對就業率造假。由于大學的投資主要是地方政府，因此這種造假還不容易被地方政府所揭露。

　　實際上，投資風險必須分擔。而投資的風險主要集中在“文憑的價值”上。大學基本認定本大學的文憑“值”如此高的學費。因此將文憑頒發給學生就顯得心安理得。而找不到工作的學生的判斷則剛好相反。因此，到底是不是值得的判斷標準，我認為是文憑是否可以被大學所“回購”。當然，這種思維是“債券回購”思想的衍生。A將債券出售給B，同時承諾未來一個確定的日期將債券買回來。因此B并不用承擔債券本身貶值的危險。

　　現在文憑是否貶值，的確不好確認；大學生花費高昂的學費獲得這個“信號”是否值得，也的確不好判斷。但是，如果實施大學將文憑“回購”的制度，卻可以迅速導致大學對就業率造假行為，變得毫無意義，相反，大學還將全力以赴，真誠地提升大學的就業率，這就要求大學所傳授的知識，的確是市場所短缺的“最先進”的知識。

　　實際上，西方國家的私立大學的確沒有采用這兩項制度來提升自己的聲譽，這是因為其畢業生的就業率很高，這種成就所依賴的是所傳授的知識的確屬于“最先進”的知識，符合市場的需求。他們不是簡單地把教育銷售給學生，而是看準應該往哪個學生身上投資。只要找對了人，對之提供一流的教育，這個人日后就會成功，成功后就會像孝敬父母一樣孝敬學校，大筆捐款。這些大學拼的，是哪一家拿的捐款(即捐助基金)多。所以，優秀的窮孩子誰也不敢丟，而要花大錢去請。出一個比爾•蓋茨，資助幾百幾千貧困生的錢就回來了。同時，教育質量要過硬，保證把好材料塑造成一流的“產品”。所以學校之間對學生的競爭性很強，無須靠這種外在制度來約束學校的機會主義。

　　從表面上看，西方國家的食品招回是企業的自愿行動。實質是在政府職能部門監管下實施的強制行為。債券回購也顯示了債券本身的價值。如果能在大學文憑頒發過程中，實施這兩項制度，肯定將提升大學文憑的價值，提升大學的聲譽，從實質上提升人力資本的“投入-產出”效率。這是其社會價值所在。

　　當然，實施這項制度，也會弱化大學生尋找工作的努力程度，如何更有效地既調動學校的努力程度，又調動學生自身的努力程度，是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本文能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我就很滿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