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專欄作者鄒嘯鳴。(新浪財經資料圖片) 點擊此處查看全部財經新聞圖片

　　鄒嘯鳴，鉛筆經濟研究社發起人、理事。現供職于江西師范大學，從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工作。90年畢業于陜西財經學院，堅信經濟理性是提升國人幸福程度的有效途徑。曾在《經濟觀察報》、《經濟學家茶座》、《權衡·新青年》等媒體發表多篇經濟評論文章。

　　11月27日-12月3日，新浪財經把一周的時間留給鄒嘯鳴。----編者按

對幸福征稅     11月28日  星期二

　　文/鄒嘯鳴

　　改革開放以前，手表是非常重要的

奢侈品。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為每個小伙子都必須討老婆，手表自行車、縫紉機合稱“幸福三大件”。但當時鮮有小伙子能憑自己的能力買得起。并不是那些小伙子特別懶，而是因為當時的大鍋飯分配制度扼殺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導致產出越來越低，收入水平也就不高。

　　來自上海的知青則擁有一定的地域優勢，他們的家庭一般可以為他們寄去一塊珍貴的手表，滿足他們的炫耀本能。所以這些上知青在冒著炎炎烈日割水稻的時候，總“不經意地”將帶有手表的那只手高高地舉起，同時伴隨著一聲埋怨:“今天真熱呀……”于是，無論是城市的“小芳”還是農村的“小芳”，注意力都被吸引過去。

　　當時，上海牌手表120元，據說成本只有不到30元。所以，當時的領導人口口聲聲的“控訴資產階級暴利”的真誠，我是很懷疑的，因為他們反對的是別人的暴利，絕不反對自己的暴利。直到改革開放以后，各個省份才開始被允許生產手表，于是，“廬山牌”手表雖然只賣60元一塊，但是效益卻好得令人眼紅，只有官員的子弟才有可能進廠工作。

　　后來，日本的電子表沖擊了手表市場，但大部分是依靠“走私”進來的。雖然政府花大力氣打擊走私，卻基本上無效，因為有能力走私的，大部分未必是老百姓。后來走私實在太猖獗，以至于電子表賣5元一塊，同時手表的替代品出現了:BP機和手機都具備計時功能，而更具備炫耀功能，于是走私停止了，們的福利卻大大增加了，手表就這么從“三大件”的舞臺上退休了。

　　需求曲線向右下方傾斜，價格越高，有能力購買的人就少，但是這并不影響人們對它很高的評價。壟斷企業生產這些產品的時候，會根據利潤最大化原則決產品的數量和價格。產品的價格越高，成交量就越少，消費者剩余大都轉化成為了生產者剩余，同時造成了大量的社會福利“無謂損失”。壟斷者因為已經達到了利潤最大化目標的衡狀態，所以并沒有力降低價格，他們更有動力維護壟斷地位。如果媒體、法律和學者的知識也在他們的壟斷勢力范圍內，那么他們這種維護壟斷地位的行為，就會被制造出足夠的“理論依據”和“行政依據”。制造這些依據的人，只要社會福利損失的陰影不會籠罩到他們頭上，他們就會真誠地為壟斷辯護。

　　壟斷企業產品的價格是由需雙方共同確定的。壟斷企業無法改變消費者的需求曲線，但是可以確定自己的邊際成本。企業壟斷地位越穩固，邊際成本就容易偏高，企業的浪費現象就越嚴重。邊際成本越高，確定的價格就越高，該產品越顯得像奢侈品。而奢侈品的需求彈性很大，意味著消費者對價格非常敏感。所以，手表對當時的結婚青年而言，是一種難的選擇:要么小兩口和老兩用吃咸菜的代價積蓄，以獲得那“三大件”帶來的幸福感覺;要么就是結婚缺少三大件，沉浸在對它們的遺憾之中。無論是哪種情況，老百姓的幸福，都因為與征稅同效的壟斷而減少。

　　所以結論很清楚:“上海牌”手表經歷了奢侈品、必需品、低檔品三個階段，原因是，競爭以及替代的出現導致其價格下滑，國民收入的提高導致其地位下降。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為該產品增加社會福利所做的工作是:允許其他廠商與壟斷廠商競、“假打”走私、鼓勵BP機和手機的發展。說得更簡單點:政府對幸福征稅的稅率下降，就導致了更多的小伙子有能力買“手表”獻愛心。

　　新的三大件據說是房子、車子和文憑。目前怨言最集中的是房子，所以最值得關注的也是房子。

　　目前的媒體有個奇怪的論點，好像堅信

房價是“忽悠上去”的，于是需要“忽悠下來”。于是政府的主要精力就是打擊投機分子唯利是圖，媒體的主要精力就是配合著往下“忽悠”。而買不起房的潛在消費則在這種“單向忽悠”的狂轟爛炸之下暈頭，拾起來自傳統文化的對“奸商”的仇恨，當做自己的判斷依據。于是，那些向“奸商”開炮的“學者”都被看成是“良心”的代表，于是大家都將期望寄托在這“學者”身上。

　　其實這些良心學者”一套房子都不供給，所有的房子都是那些唯利是圖的“奸商”供給的。這些“奸商”受到的打擊越激烈，其壟斷程度只會越高，房價也只會越高而不是相反。這與當年打擊手表“走私”的效果有些相似，走私越烈，老百姓的消費欲望越容易得到滿足，而壟斷者的利益越容易得到消解。所以，這些“學者良心”的方向到底是向上還是向下，也是值得懷疑的。

　　當然，住房改革以前，城市的房子是由“單位”提供的。但是這些“單位”只會關注單位的人，不會關注單位外的人。于是，那些沒有任何“單位”的人，沒有機會責怪奸商的唯利是圖。只怪自己“命”不好，只怪這些單位太小、太少。

　　支撐房價高企的力量來自需求者的評價。需求者的評價來自人人都具有對更高福利的追求本能。所以，最有效打擊房價的因素是讓消費者欲望減退。比如反復宣傳住小房子光榮、住大房子可恥;宣傳幾代同堂光榮，小兩口與大兩口分室而居違背人倫道德;其他圍魏救趙的方法還包括假借美化城市環境，將居無定所的流民都趕回農村;等等。只要這些工作落到實處，那么一定會有效地降低房子的消費潛力。當然，更直接的方式是找個理由，將住大房子、好房子的人通通趕出來。那么人們不但不愿意買大房子，甚至不敢住大房子。那么住小房子的人就不會有什么怨言了。

　　政府、“良心學者”和媒體對投機者的指責隱含一個邏輯:這種“炒作”導致房價一直上升的“穩定預期”，這種預期其實相當于“泡沫”，導致人們消費的“不理性”，使得低收入者買不起越來越貴的房子。于是，征收交易稅的目標是打擊投機，將房價“壓下來”。

　　其實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如果炒房者買了房子以后，房價漲幅超過房租漲幅太多，出現嚴重泡沫，那么，消費者的理性選擇是將房子賣掉，自己租房子住，這將有效約束房價漲速;那么生產者的理性選擇是更多的投資商會將資源集中到這個能夠產生超額利潤的行業，房產商會供給更多的房子，這也會將房價漲幅壓下來。這個過程，政府什么也不用干，一切都會自然發生。但是政府對二手房征收交易稅越高，交易量就越少，房價漲幅就越容易超越房租漲幅。

　　北京、上海有一部分房價上漲的因素是外資“熱錢”，他們“賭”人民幣升值而提前進入，問題在于他們“賭”對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出路是人民幣自由兌換，而不是將房價“忽悠下來”。

　　如果房子不漲反跌，虧的是購房者自己的錢，他們并不會為此找政府的麻煩。如果炒房者買房子使用的是貸款，那么該擔心的是銀行而不是政府。如果人們可以賴賬不還，那么問題存在于執法環節而不是炒房環節，因為其他的貸款也會面臨賴賬不還的問題。

　　我不會去指責“暴利”，因為對暴利最有效的指責是消費者變成投資者參與投資，分享暴利。這種參與一定會導致價格下降。而真正值得指責的，是政府對參與競爭所設置的障礙。

　　我也不愿意指責房產商的成本，因為在競爭條件下，成本高的企業會被其他唯利是圖的企業所淘汰。所以，降低成本是企業自己最關心的事情，無須消費者和學者多管閑事。但是中國房子的成本則具有一定的“中國特色”。那就是地方政府是土地這種不可再生資源的唯一供給者。這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觀念持有者所在意的，并不是壟斷或者競爭對降低“無謂損失”、增加社會福利的效率，在意的僅僅是雁過拔毛的效率。

　　我更不愿意去指責“投機”，因為投機者事實上是用自己的錢承擔投機失敗的風險。那些因為投機而賺了錢的人基本上都在媒體的注意力范圍內，而那些因投機而虧錢的人，媒體并不關注。因為從他們身上，媒體很難撈到多少“紅眼病”讀者的注意力。

　　低收入者買不起房子的問題，是收入能力問題，由于收人能力低，一切消費品都顯得太貴。在農村，收入水平高的地區房子蓋得也很舒適。某個地區的房子破舊，原因是當地的生產力落后，并不是因為當地房產商的心太黑。手機1萬元一個的時候，低收入者何必要省吃儉用買個手機來炫耀呢？又何必因此指責手機商的心太黑呢？為何不考慮租機來替代買機呢？所以問題的關鍵要檢討是什么約束了人們收人能力的提升。

　　政府如果真想將房子提升為低收入者提供的福利，那么所應該做的，與提升手表的社會福利方案類似:1.鼓勵更多的房產商參與競爭以壓低價格;2.退出地產的壟斷地位，對幸福，少征點稅;3.放棄更多行業的壟斷地位，降低稅率，以鼓勵私人在這些行業增加投資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有效提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相反，如果政府死死咬住幸福征稅，那么征稅的效率越高，新婚夫婦的幸福感就越少。

　　千萬不要指責購房者“不理性”，房子的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是不動產的保值能力。購房者之所以用房子保值，是因為產生了對貨幣貶值的預期。黃金近來升值到26年來的最高點，也在從另外一個方面印證著這種預期。當然，房子要能夠擔此重任，是建立在對政府的穩定預期基礎上;因為購房者希望:政府最終會將房產那“70年短命使用權”延長為永久性使用權。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當年杜少陵先生只是提出了問題，提出了期望，表達了茫然。而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所追求的一直就是“安得官邸千萬間，大庇天下官員俱歡顏”。而改革開放以后，私有企業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才有效地提升了平民的人均住房面積。而且他們一直在努力!我們不是要打擊他們的努力，而是要為他們的努力掃清障礙，包括制度上的和意識形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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