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江枰

　　11月23日上午，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蘇寧表示，我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已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率也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達歷史最低水平。儲蓄率則從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間快速增長了9個百分點。儲蓄率過高、消費率過低的結構性矛盾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已成為當前金融調控需要應對的最突出挑戰。

　　在我國居民消費率持續下降的同期，世界平 均消費率達78%—79%，如此差距，可用天壤之別來形容。投資、消費和出口被認為是推動經濟高速發展的“三駕馬車”，但長期以來，我國一直是“重投資，重出口，輕消費”，經濟的較高增長主要靠投資和出口拉動，而國內消費的貢獻則很小。

　　經濟發展過于依賴投資和出口存在很大的隱患。投資如果超越或脫離消費需求走在前面，會導致投資規模急劇膨脹，進而導致產能過剩、庫存增加、價格下跌，增大金融風險和經濟運行風險。

商務部的調查顯示，我國今年上半年絕大多數消費品和生產資料都供過于求，工業品生產能力利用率有半數低于50%。

　　經濟發展過于依賴出口同樣存在很多弊端。最近幾年，雖然我國對外出口在增大，但隨著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貿易摩擦越來越多，出口壓力越來越大，不確定性風險也越來越大。從1995年開始，中國已連續11年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今年4月21日公布的博鰲亞洲論壇2006年年度報告指出，亞洲依舊高度依賴出口需求，為了減少風險，必須擴大內需。

　　事實正是如此。只有走主要依靠內需增長的道路，才能有效防范外部風險，避免外部經濟波動時產生的劇烈沖擊，保持自身經濟可持續穩定發展。我國把擴大內需作為“十一五”期間經濟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但是，我國居民消費跌至歷史新低，說明現狀并不令人樂觀。導致這一問題的根源主要在于兩點：

　　其一，收入增長滯后于經濟增長。近年來，我國GDP以9%左右的速度增長，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長，但工資占GDP的比例，則從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現在，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不僅低于GDP和投資增速，甚至低于商品零售額的增速（《北京青年報》10月26日）。而且，收入分配不均，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收入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收入的5-10倍。

　　其二，

房價、醫療費用、學費與水、電、

天然氣價格的持續上漲，以及養老等問題，加大了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預期，抑制了人們的即期消費，而不得不控制即期消費，增加儲蓄，以應對未來隨時可能帶來的風險。我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費率雙雙創下歷史新低直觀地反映出這種擔憂的嚴重程度。

　　因而，居民消費跌至歷史新低是一個清晰的警示，它提醒有關部門，必須正視這一信號所包含的危險信息，想辦法增加就業率，提高人們的收入，阻止房價、醫療費用、學費和資源性產品價格的上漲，同時，逐漸建立起社會保障機制，只有這樣，才能使居民消費走出逐漸下跌的困局，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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