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企業家的悲劇，既是他個人的，也是制度安排的

　　沸沸揚揚的顧雛軍案件終于在廣東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第一審判庭開庭審理，有關顧雛軍涉嫌犯罪的各項指控隨著媒體報道，傳遍了大江南北。根據起訴書的內容，顧雛軍涉嫌虛報注冊資本、提供虛假會計報告、挪用公司資金和職務侵占等犯罪行為。

　　在指控顧雛軍的諸項犯罪中，虛報注冊資本最高量刑為有期徒刑五年；提供虛假會計報告最高量刑為有期徒刑三年；挪用公司資金最高量刑為有期徒刑十年；侵占公司財物最高量刑為有期徒刑五年。如果所有罪名成立，按照數罪并罰的原則，顧雛軍將會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即使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對于一個被禁止終身進入證券市場資格的企業家來說，無疑已經徹底失去了閃轉騰挪的經濟空間。

　　顧雛軍的故事，就是中國改革的故事。正是政府主導型的改革，催生了中國嚴格的法定資本制度，而不合理的公司法讓許許多多艱苦創業的投資者折戟沉沙。為什么我們不借鑒西方國家行之有效的授權資本制度或者折中資本制度呢？為什么一方面規定企業登記注冊機關實行形式審查，強調與國際接軌；而另一方面又制定嚴格的虛報注冊資本罪，追究投資人的刑事責任呢？顧雛軍固然應該為虛報注冊資本承擔責任，但公司登記機關明知驗資報告存在問題，仍然批準注冊登記，其行為與投資者相比，哪個更有社會危害性呢？

　　的確，為了財務報表能夠吸引投資者，上市公司進行會計科目調整，或者制造虛假的銷售收入，欺騙公眾，應當承擔刑事責任。但是，那些依法登堂入室的跨國中介機構是否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責任了？當決策者試圖引進國際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參與中國上市公司

審計業務的時候，是否想過這些會計師事務所也會弄虛作假、推卸自己的責任？當絕大多數上市公司控股股東都采用挪用擠占上市公司資金的方式、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時候，那

證券監管機構是否履行了自己的監管責任？當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不惜違反國家法律，出臺各項優惠措施的時候，上級機關和司法機關是否履行了自己的監督職能，及時查處有關機關違法犯罪行為了？

　　顧雛軍的悲劇就在于，當虛報注冊資本成為普遍行為的時候，他惡化了與公司注冊地政府部門的關系，成為司法機關追究民間投資者“原罪”的替罪羔羊。當公司金融運作出現危機的時候，沒有委托中立、權威的會計事務所，及時加強財務管理，而是寄希望于跨國會計師事務所能夠幫助其渡過難關。但一份有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將本來就陷入四面楚歌的顧雛軍推到了法律的懸崖邊。當絕大多數上市公司控股股東都挪用或者擠占上市公司資金的時候，顧雛軍先生沒有隨風轉向，通過證券監管部門認可的股權轉債權方式，金蟬脫殼。

　　對顧雛軍涉嫌犯罪的案件進行分析，可以得出許許多多的結論。從制度層面來看，我國的法律尚未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沒有在經濟領域真正貫徹落實契約自由的原則，沒有理順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政府干預過多過濫的現象仍然十分普遍。從制度的內在結構而言，由于缺乏對市場主體的信賴，增加了不必要的交易費用，提高了市場準入的門檻，為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自由裁量提供了不適當的空間。從價值層面來看，我國尚未真正進入法治的狀態，法律體系的駁雜、凌亂和選擇性的執法、司法活動，已經嚴重損害了我國法制的尊嚴，面對越來越多的違法犯罪現象，追究少數投資者的刑事責任，只能給人一種司法不公的感覺。

　　為了避免顧雛軍之類的現象再次發生，我們應該靜下心來，重新尋找改革的共識。如果我們不能從憲法和法律的高度真正控制和約束政府的權力，不能建立一種真正自由的公平競爭制度，或者，不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公眾參與制定規則的權利，那么，中國在經濟領域的法律制度越多，產生的問題就會越多。顧雛軍案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就在于，政府主導的改革邊際成本已經十分龐大，如果不改變這種社會轉型模式，將改革的主導權真正交還給市場主體，那么人們在承受改革所帶來沉重代價的同時，必然會將矛頭對準主導改革的政府機關，在市場主體與政府之間的利益博弈中，政府將會處于十分尷尬的境地。

　　(作者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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