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磊

　　花旗競購廣發的大幕徐徐落下，凱雷收購徐工的故事還在回蕩著弦外之音。越來越多的跨國并購案讓我們深切地感到，中國經濟正在勢不可擋地與國際經濟、產業、資本的潮流融合。面對這樣的趨勢，政府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值得深思。

　　筆者認為：對于涉及國計民生的本國產業及知名企業，政府有必要扮演企業的公關伙伴的角色。在這個問題上，政府保持中立或者出手羞羞答答，都沒有必要。美國號稱完全自由市場經濟，但它也會干預中國企業對優尼科的并購。花旗一役，老布什等社會名流甚至在職高官，也頻頻助威；法興銀行雖然沒有勝出，希拉克也出場吶喊了；多年以來，兩大客機公司(波音、空客)的訂單也向來是大國外交“利是”——政府對于某些行業或企業的關注，就好像父母對于孩子的關注一樣，實在無可厚非。關鍵問題是，什么樣的案例值得政府關注，政府又以何種方式表達它的關注。

　　在引進外資參與中國企業改制問題上，以及具體到不同的產業，政府應當有一個相對明確的態度，中國的企業畢竟是我們自己的企業，你可以考慮從穩定的角度逐步放開，也可以明確地表示在某些領域希望外資規模介入，但一定需要一個明確的態度和公正透明的程序。這種明確的表態對于政府主管機構、地方政府、并購者、企業都是一種良性的、正向的引導。在外資并購問題上，我們期待的模式是：政府的導向引領個案，而不是個案推動政府思考與決策機能的完善。

　　具體到外資并購的三類目標，筆者認為應當有不同的指導原則：

　　第一，對于牽涉國家安全(廣義的安全涉及政治、經濟、金融、社會穩定等)的產業，國家應該有相對比較系統、嚴密的外資并購方面的指導與操作原則，應適度謹慎甚至相對保守，目的是在完全自主的前提下，利用外資推動產業發展。

　　第二，對于某些非基礎產業，我國企業在此領域具有資源、市場、技術優勢，完全有可能通過“有組織的努力”在國際市場、至少在本國市場形成相對優勢，政府應當基于產業政策對該領域的并購提出明確的方針。例如：對于某些制造類企業，如果我們希望它逐步提升競爭能力，在并購伙伴的選擇、品牌保持、股本結構、技術引進、市場渠道等方面，我們對“女婿”就要有所要求，不是有錢就可以。否則，產業賣光之后，我們靠什么支撐民族產業？

　　第三，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競爭性領域，這其中的部分企業，包括部分上市公司、國有企業，其中有的甚至已經喪失為社會、股東提供回報的能力，由于其不良的治理結構、經營形勢、財務狀況，已經成為政府、社會、

證券市場的沉重負擔。還有一些小型企業，業績不錯，希望通過外資的參與走出國內的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走得更遠。對于這兩類企業，政府和社會大眾心態可以放開些，積極促成與鼓勵，既然我們獲得了機會、卸下了包袱，難道還不讓別人賺錢？

　　生意就是生意，如果我們火腿腸、高壓鍋都不讓老外碰，我實在看不出該如何在引進和利用外資上有所作為，這方面，美國政府在IBM和優尼科兩個案子上截然不同的反應，很值得我們思考——用一個老牌美國企業的制造業資產換來大把現金以及一個成長型企業的

股票，在這樣的生意面前，美國人才不管它可能引發的民族主義情緒呢。(作者為北大縱橫管理咨詢公司高級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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