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俊

　　最近有地方政府醞釀出臺“經濟適用房回購”政策，此舉引起了社會上不小的爭論，如果細細觀察和咀嚼其中一些爭論觀點，其實可以發現，他們實際上

　　很多都涉及了物權法上的基本理論問題。

　　比如此次爭論的焦點之一就是，經濟適用房究竟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還是純粹私人財產？公共產品抑或非公共產品之謂，從法律理論上講，它實質上已經觸及了所有權的范圍及其限制的基本問題，是所有權的行使自由與所有權的負擔，即所有權的社會責任限制問題，進一步而言，就是所有權作為一種私權范疇與政府所涉公權的價值權衡問題。綜合而言，每一個爭論都反映的是物權法的特定問題，而每一個問題的答案實際上都可以在經典的物權法學體系中找到對應的位置，但誠如這場爭論所反映的，當現實的利益之爭發生的時候，我們卻仍缺少一部包含基本物權法律規則的物權法典。

　　可以說這場爭論實際上提供了一個喜猶參半的標本：激烈的爭論和讓人眼花繚亂的觀點，實際上非常清楚地反映出各種社會主體對

物權法極其現實的利益需求和渴望，對于一部尚在醞釀的法律而言，需求是最好不過的分娩潤滑劑，由此看出物權法是多么應時之需，此其喜；而憂則在于，在各方唇槍舌劍的背后暴露出的是，物權法長期闕位導致的令人堪憂的法律空白和認知混亂。

　　其實看看現實中的諸多事件和案例，一個必須承認的現實是，在市場經濟活動如此頻密、交易形式如此復雜的今天，我們甚至對“什么是物權，什么是所有權，什么是不動產物權，什么是他物權，什么是用益物權”這樣一些基本內涵都還沒有概念，就早已經跨進了商品房買賣、按揭、擔保等等更復雜更專業的物權法律關系中(比如商品房買賣就涉及建筑物區分所有權、共有、占有等更為細化和專業的法律問題)，并隨之開始了這樣那樣的糾紛、爭吵和煩惱。

　　比如一直爭論的“業主”與“物業”沖突問題。其實從根本上講往往都是些就事論事的循環性“爭吵”，為什么呢？因為它們往往都是在缺乏基本物權法律常識的基礎上展開的。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業主”概念，它實質上不過是

房地產行業的一種行業性習慣用語，按照物權法基本理論，它實質就是建筑物區分所有權人，因此其本質上就是一個所有權人的特定類型。而一個擲地有聲的“所有權人”定位，使得在任何一個經典物權法規則中，出現如最近一期的《權衡》雜志報道的“業主

維權遭到物業肆意暴力襲擊”情形都是不可想象的———一個顯見的法律常識是，所有權人占有、使用、收益、處分其物的自由是受到法律當然保護的，更別說受到一個非所有權主體的“物業”肆無忌憚的暴力阻撓和損害了。

　　但是即便如此，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是，在一些根本性的概念和規則體系都尚未建立的同時，飛快發展的經濟生活實踐，也使得所有的利益相關方都希冀在未來的物權法體系中看到反映自己利益訴求的文本，這也就是說，我國未來的物權法不可能完全按照既有的經典理論體系進行建構，它必須對現實的利益需求進行適度的反應，但同時又必須處理這樣的一種平衡，那就是，作為一個相對“封閉”的法律部門，它的調整范圍不可能無限，這就意味著，物權立法本身將必須肩挑起理論構建與現實調整的雙重任務，而如何在建立基本的法律規則架構并予以普及化的同時，彌合與多元社會主張之間的分歧并反映其需求，將成為中國未來物權立法的艱巨任務。

　　近日，我們欣慰地聽到立法部門表示就物權立法的一些基本問題已經基本達成共識，但愿這是物權立法跨越理論與現實的謹慎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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