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青

　　當前消費率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中，政府財政收入和國有企業收入的比重不斷上升，而個人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我國實行了8年刺激國民消費的政策，然而這8年中個人消費占GDP總量的比重下降了8個百分點，而且在繼續下降。消費率下降和投資率上升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特別是在當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客觀條件下，消費率與投資率實際是“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狀況。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居民的消費傾向比較低，因而儲蓄率比較高，消費率比較低。然而這最多只能解釋消費率長期處于低迷狀態的原因，而不能解釋消費率不斷下降的原因。按照這種邏輯，只有中國居民消費傾向不斷下降，才能解釋我們觀察到的消費率不斷下降的現象，那么現在的問題是：中國居民消費傾向真的在不斷下降嗎？

　　從1994年實行了重大財政改革之后，政府財政收入的份額就一改持續了近15年的下降趨勢，自1995年起開始不斷攀升，截止到2003年，政府部門和企業的可支配收入即企業未分配利潤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一直在上升。目前看不到任何下降甚至走平的跡象。

　　現在常說國民儲蓄率高，總認為是個人的儲蓄率過高，儲蓄傾向高，從而采取一些措施不斷地刺激個人消費。而事實是，居民個人總儲蓄僅占了國民總儲蓄的30%-40%,而政府和企業總儲蓄才是主要構成部分，占了60%-70%。居民儲蓄率是不是過高？這個問題還值得商榷。

　　個人儲蓄一共只有20萬億，再有效的刺激個人消費的措施最多也就能鼓勵居民消費其中的15%，只有3萬億，在我國一年的GDP總量中20萬億的比例并不太大。而且個人儲蓄是居民用來養老的，硬要把它挖出來，恐怕會造成對社會穩定的威脅。要刺激消費應該解決國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這里高低差距是上萬億元的，而不是幾千億元的問題。

　　居民購買住房涉及的儲蓄問題，這里只提到兩點，一是這部分的可比的增量并不像看起來那么大，二是消費和儲蓄的經濟學意義和統計定義不完全一致，其中有一些可以爭論的理論問題�？紤]到這些，現在還不能肯定說居民的消費傾向在上升，但是非常肯定地說下降也缺乏數據支持。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居民儲蓄占GDP比例在下降；第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快速下降；第三，居民總儲蓄占國民總儲蓄比例快速下降；第四，沒有理由認為居民消費傾向明顯下降(可能微降、持平甚至上升)。第五，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儲蓄占國民總收入比例的快速上升是國民總儲蓄率上升的原因。國有企業利潤不分配，只投資，有難時八方支援，而盈利之后，卻不分紅，所以它的儲蓄率才會不斷攀升。第六，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個人消費率不斷下降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投資率高，因此，現在所采取的調控“投資過熱”的政策，并不能提升消費率。解決國民收入分配傾斜的問題，才是解決低消費率的關鍵，個人收入不提高，消費率也很難提高。

　　國民收入分配比例的變化是很大的事情。從1978年到現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呈倒U字形變化。想要解決投資率高、消費率低的問題，如果不從根本的國民收入分配問題入手解決，這種狀況持續下去會有很大的問題。

　　另外，需要注意一些收入概念隱含的問題。應該區別財政收入、財政可支配收入、財政儲蓄和財政赤字。財政稅收占GDP的比例這一指標，去年美國是29%，中國是17%，似乎我國政府的財政收入還不算多，但財政收入是流水賬，必須減掉轉移支付，才是政府的可支配收入。美國的轉移支付率是40%，中國肯定比這個比率低，兩者的差距就拉近了。另外，平時所說的財政赤字指經常賬戶赤字，而實際上還存在政府用來投資的資本賬戶。因為財政有很大一部分投資，如果經常賬戶有赤字，但資本賬戶盈余大，加起來還是盈余。所以要考察政府部門收支的整體狀況，應該同時考察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兩個賬戶。

　　從國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應該把政府收支和國有企業收支并入一個體系進行計算，即并表。從國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角度看，國家財政和國有企業包括國有銀行都姓國，在一定的意義上是左口袋和右口袋的關系。由于二者的總儲蓄在國民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果合并后把這部分拿出來，無論對內需還是對GDP都有積極的刺激作用。

　　從現在的情況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有非常大的空間。我認為國家財政沒有必要保留太多儲蓄。這個問題可以概括為究竟“藏富于國”好還是“藏富于民”好？“民”并不認為“國”口袋里的財富是自己的或者不知道國家口袋里有多少，其中又有多少最后與自己有關。具體到消費上面，居民消費還是與居民財富而不是國民財富關系更大。而現實情況是，政府往往在財政收入增長較快的時候支出較多，近年來政府行政開支費用飆升就是很好的證明。所以，政府手里抓的錢多了，難免有流失，還是“還財于民”比較好。

　　最后需要強調一點，只要消費率持續下降的情況不改變，投資率還是會上升。我對目前打壓投資增長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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