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很少有人認為自己的收入偏高，可是很多人與我一樣，很容易發現別人得到了不合理的高收入。這說明，客觀、冷靜地討論收入分配問題并不容易。不過既然收入分配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我們還是盡可能客觀地來做一些探討。本文區別了收入差距與分配不公這兩個相互聯系，但終究可以清楚界分的問題，集中于轉型經濟里的分配不公問題。

　　基尼系數與收入概念

　　2002年，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46，國際上很少有國家的基尼系數會超過這個數字，除了拉丁美洲最高達到過0.57。這引起了人們的緊張。做這項研究工作的李實和趙人偉教授認為收入的衡量有很多困難。比如，不同居民的開支成本不同，因為城鄉、地區之間物價指數不同。不過，世界銀行的研究小組利用2001年數據對基尼系數進行了物價指數調整，是把物價指數放進去的，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區都要進行物價調整。調整前的基尼系數是0.447，調整后是0.395。由于城鄉差異對基尼系數貢獻很大，物價指數調整后基尼系數是下降的。另一方面，現在的基尼系數基本上是按照合法的貨幣收入計算，而很多實物收入，社會福利收入都沒有計算。另外，城市居民能夠享受的社會福利和農村居民得到的社會福利是不同的。不過，調整后的數據還沒有出來，但李實教授最近說這個數字肯定會有提高。

　　所以，可以看到現有研究既有高估的因素，也有低估的因素。當然，僅僅考慮實物性收入和福利收入還不夠，因為作為轉型經濟還有相當部分的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因此，怎么來調整這個系數，并得出更客觀的、更準確反映改革開放以來收入變化趨勢的結果，還需做進一步的工作。

　　收入作為經濟學的概念并不簡單。根據Irving Fisher對收入的定義，收入就是財產(資產、資源)或者人本身的能力源源不斷地提供的服務，而且他認為收入最重要的作用是帶來享受。以此來解釋人們的行為，即人們爭取收入就是爭取享受，所以應該把所有財富帶來的服務性的東西都考慮進來。簡單地講，就是不能只考慮貨幣工資，因為很多享受和貨幣工資無關，尤其是在我們這個轉型社會中。實際上要把貨幣的，非貨幣的，實物的，合法的，非法的，灰色的統一起來，從整體考慮收入分配問題。

　　權利界定與市場供求決定收入

　　如果把注意力僅僅集中在合法貨幣所得上，就會忽略其他問題；要是只對合法貨幣收入的差距采取調節措施，可能派生其他嚴重問題。在研究分配政策有關問題之前，我們要問，收入到底是怎樣在社會成員之間分配呢？簡單地講，主要依據兩個因素。

　　第一是靠權利的界定，因為收入首先是一項權利。產權使用、收益和轉讓都可以讓財產的服務功能——即產生收入——得以發揮，所以，產權制度的安排決定了分配格局。比如，以前農民必須按中央計劃耕種，不能自由種植，不能搞副業，不能自由打工。這時權利已經定了，收入分配就定了，就是農民的普遍貧窮。改革以后，允許農民做原來不允許做的事情，大部分農民的實物和貨幣收入都增加了。后來農民收入增長變平，那是因為農產品的市場需求在現有的城鄉結構下增長沒有那么快了，所以接下來問題就是農民能不能從事非農產業活動，能不能進城務工，到了城鎮能不能落戶。

　　農民是這樣，其他各個層次都是同樣道理。舉姚明的例子，他的收入怎么定？首先是權利界定：一個在中國培養的運動員能不能到國際上受雇他國？過去的體制不允許。據說體育部門和他達成一個分享協定，同意他出去，參加NBA。這一權利的界定就決定了姚明的收入。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擁有市場承認的才能的中國人身上，比如郎朗，知名天下，最近他到香港去演出，那邊的官員就歡迎他做香港永久居民，而一般人在香港居住7年以后才有可能變成永久的居民，這就是一種非貨幣的重要收入，可以到100多個國家不用簽證，還是中國人。一個有藝術天分的人可以在全世界找機會，也是權利的界定決定了郎朗的收入。

　　再看

公務員的收入，實際工資是一塊，福利是一塊，享受的辦公條件是一塊，工作穩定性又是一塊，再加上轉型經濟中權力攪到市場以后非法的、灰色的收入，首先也是權利界定問題。張五常曾有理論指出，人類社會一共有三種制度安排：第一是財產定權，第二是等級定權，第三是兩種體制之間的行政權力進入市場獲得租金，他當時說的是印度式的腐敗，也就是制度性的腐敗。轉型經濟中，容易憑藉原來的等級定權中獲得市場收益，而市場經濟要往以財產定權利的方向走，中間有一段非常難走的路。的確，農民、專業人士和企業家的權力界定了，但是原來控制整個資源的分配、使用、收益的行政等級權力體制，能不能度過走向市場的關口呢？

　　安徽定遠前縣委書記陳兆豐的賣官案很有研究價值，因為賣官是一個非法權利，非法權利通常只得賣很低的價錢，而陳兆豐共非法收受207人334次所送人民幣284萬元，另外，還有545余萬元人民幣不能說明合法來源。非法權利能夠賣得這么大的價錢是一個重要現象。事情已經發生了，而且這類事情絕不是個別現象。賣官鬻爵不是受西方的影響，而是我們本土的傳統。不過本土歷史上的賣官鬻爵和今天存在很大差別。歷史上通常是國家財政出了問題時才賣官，賣官獲得的錢是歸公的(當然那時的“公”是皇帝的天下)，今天賣官得到的錢歸官員私有。其次，歷史上賣的官多數情況是虛職，比如大文豪司馬相如，據說他的職務就是由于家庭富裕才得到的，但當了官也只不過寫寫詩文，而今天賣的卻是實權，還存在連鎖反應——買官是投資，拿到官位后再賣官回收，對社會公正和秩序的破壞非常嚴重。這并不違背剛才說的產權決定收入的原則，而是因為權利界定中存在含糊的地方，或是法律界定和實際界定存在差別，或是監督、控制跟不上，才出現這樣的情況。因此，我認為不管是哪個階層，哪個人，當今社會收入的來源首先都是權利界定。

　　第二個決定收入分配的因素是市場供求。農民有了打工的權利，但是打工的人太多，競爭激烈，收入就很難提高，這就需要隨著經濟發展變化勞力的供求形勢。比如在南方出現了“民工荒”，企業再不提高工資，就招不到好工人，所以市場供求也決定收入。

　　區別收入差距與分配不公

　　當人們覺得收入分配出現很大問題，需要調整和干預時，有兩個選擇。如果把收入差距問題放到第一位，或者僅僅著眼合法的貨幣收入差異，那就會圍繞這個目標采用一系列手段，也會由此產生一系列的結果。但是也有另外一個目標，就是集中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這是另外一個概念，不同于收入差距，但很容易混到一起。

　　分配不公是收入差距大的一個成因，但是收入差距大還可能有其他原因，比如說姚明和農民工的收入差別很大，但至少我不認為這個差距里面有多大的分配不公。市場供求使某一些職位的收入非常高，只要其他社會成員有權對此作出反應，就沒有必要大動干戈加以干預——非要干預也可以，只不過會帶來其他副產品就是了。比如中國的制造業，正在成本變化的條件下升級，對具有創新意識和能力的企業家以及各種各樣的專業才能產生了新的市場需求，也導致相對市場價格的變化，這時如果人為地抑制，創新和升級的動力就減弱了。

　　我認為不能把基尼系數作為收入分配問題的中心指標，因為即使準確度量出收入的差距，也不等于準確度量出分配不公的程度。沒有很多人對姚明、郎朗的高收入有難以容忍的不滿意。但是，陳兆豐的高收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還有一些高度行政壟斷部門的高收入，不要說民營企業不服，其他國有企業也不服。

　　所以我認為要把分配不公的問題和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分開，如果糾纏在一起，還有一個派生的后果，就是動員大家把很多貨幣收入作非貨幣化的處理。比如，今年中紀委和國家監察部專門發文，禁止黨政機關集資蓋房。什么叫集資蓋房？原來的改革已經把福利分房停掉了，實際上現在不少地方已經死灰復燃，因為一些部門有超大的權力，可以動用權力，用低價的地和建筑材料蓋房，然后便宜地分給干部，通過集資蓋房大幅度地轉移了收入。所以僅僅對貨幣收入的差距采取措施，可能派生其他問題。

　　永久性收入是指一個財產會永遠帶來收入，這在市場上的影響比較大�？墒乾F在不同崗位和不同行業，能否得到持續性收入的差別非常大。說“公務員收入偏高”，我的根據就是近年公務員報考錄取比例越來越高，怎樣理解呢？其中一個因素就是公務員工作比較穩定，和其他市場變動風險日益增高的工作崗位相比，公務員崗位的含金量相對上升了。但是僅僅從貨幣收入量看問題，就會認為公務員收入還是低，需要進一步漲工資。另一個因素就是上文提到的轉型時期官員權力攪市場，由于政治改革、行政改革的滯后，這方面有嚴重問題。

　　總之，我們要看到收入分配方面的一個傾向,就是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當期貨幣收入差距很大，這是市場化經濟改革、貨幣化進程，以及行政和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一個共同結果。同時我們還要注意收入分配問題的另一個傾向，那就是把“降低當期(合法)貨幣收入差距”作為看問題的著眼點和落腳點，由此忽略了“分配不公”這一嚴重問題，并可能帶出一些政策副產品，對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造成不良影響。

　　(本文是作者在北京大學CCER

中國經濟觀察第7次討論會上的發言記錄，文字由本人根據記錄稿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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