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吳銘

　　上月底我國外匯儲備已經正式突破一萬億美元。從尚負外債的1980年到擁有萬億美元儲備的現在，中國花了26年。這當然是改革開放成就最直截了當的說明。現在中國的經濟首腦和智囊甚至要為如何管理這份巨額儲備而費盡心思。

　　一位叫杰弗里·加滕(Jeffrey Garten)的美國人最近在英國《金融時報》為中國的萬億儲備提出了一個方案，說中國可以從外匯儲備中拿出1500億美元設立一個捐贈賬戶，以其收益用于支持全球反貧困事業、防治艾滋病以及開發能源和環保新技術等等。這位美國人曾經擔任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去年剛卸任；他在克林頓第一任期內也曾擔任國際商務助理，亦是尼克松時代的白宮國際經濟政策顧問，還在福特和卡特政府任職，算得上美國民主黨的重要經濟智囊。

　　國內輿論對這番建言頗有微詞，或者認為這反映了西方人士的妒忌和不安，或者不滿他批評中國“更熱衷于盡可能向世界索取，而不是回報”。加滕這種批評當然低估了中國長期以來對第三世界兄弟國家的支援。

　　不過，就事論事，加滕的思路有一些啟發性。拿出

外匯儲備的一部分(不一定非要達到加滕所說水準)來支援全球反貧困事業，比如進一步加強支援非洲的力度，值得考慮。中國如果拿出部分儲備支援全球反貧困，可以料定不會是企圖霸業的“馬歇爾計劃”，而會是鞏固和擴大傳統朋友關系的道義事業。因為中國不圖霸業，也無稱霸之心。中國外交要解決的最大問題是，如何為自己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提供最有利的國際條件。中國要沖消各種充滿敵意的阻滯，保障自己的獨立發展，首要的重點即是爭取第三世界國家的理解和支持，發揮聯合國體制的作用。有了這個基礎，中國才能更好地參與全球市場，增強經濟實力。

　　要鞏固這一政治基礎，要鞏固聯合國體制，善于在聯合國發出中國的聲音，中國就必須和第三世界國家講朋友的道義。盡管全球一體化的今天，人們眼里往往只有市場，似乎外交就只是做生意。但是中國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無論就傳統而言，還是就未來而言，即使以市場關系為基礎，但都超越了單純的市場關系。

　　對于中國發展與第三世界的關系包括經貿關系，國際上有人懷疑中國會依美歐的老例對非洲等地進行經濟殖民，那是因為他們過分受到了優勝劣汰的市場思維的宰制。但是中國有機會超越這種歷史局限，超越的要點就在于讓朋友之義的政治高于唯利是圖的市場。這也是最近北京召開“中非論壇”這一中國外交史上大規模國際會議的基點所在。這絕對不止是一個經貿盛會，朋友高于一切，這不僅是亞非民族解放運動時期互

相聲援留下的傳統，而且是今天非常自然的訴求。

　　盡管人們慣于以經濟的手段去考慮如何緩解外匯儲備(如通過提高農民工社保來延緩外匯儲備速度的增長)，但在分流外儲方面，或許還存在更多可能。無疑，市場時代的中國外交會直面一個難題，即國家目標與企業目標非同步性的關系。如果考慮從外匯儲備中劃撥一部分用于全球反貧困、支援兄弟國家，以更長遠地謀劃與兄弟國家之間的友誼，或許也是一種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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