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峰

　　11月6日，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發布了2006年度全球163個國家的清廉指數報告。據透明國際的官方信息，這些指數是通過復合被調查的專家意見得出的。該組織并沒有透露接受調查的人數以及調查表的形式和內容。不過，基于透明國際的廣泛國際影響，國際社會通常認為這些數據信息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對于中國人而言，或許最引人關注的信息并不在于對中國清廉程度的評價，畢竟每一個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人都經歷其中，而個人的生活體驗和常識也基本上可以對清廉程度作出個體判斷。因此，從這個角度說，清廉指數對我們意義不大。畢竟，未來我們還需要具體地處理與公共機構的可能事務，而不是靠指數“辦事”。

　　不過，透明國際提供的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結論——幾乎所有最嚴重的腐敗都發生在“窮國”。作為這個推論的依據，從指數表上可以看到，除了較為發達的南非和埃及之外，幾乎全部的非洲國家都在100位之后，而另外一些亞洲和南美的窮國則同樣境況不佳。與此對應的是，那些經濟發達的國家政府都表現良好。

　　這似乎多少印證了司馬遷在《史記·管晏列傳》中“衣食足，知榮辱”的古老說法。從而，似乎也就很容易推導出中國清廉指數的上升(從去年的78位到今年的70位)，很大程度上來自于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我相信許多人會不太贊同這個說法。盡管通過研究，我們也確實發現了一些極為貧窮的國家，甚至都沒有辦法開展很好的法學研究，因而也就無法構建良好的法制體系；而教育的缺乏，可能也部分地導致了公眾對政治參與的減少，從而缺乏法治的基礎性力量。

　　就中國而言，眼下，來自深圳法院系統的不少法官枉法事件，和那些來自某些部門高級官員的犯罪行為，讓我們對這個排名的上升必須抱一種謹慎的態度。應該說，中國近年來的腐敗現象的減少，并不是因為國民經濟的快速上升，而應當歸于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強。

　　可以看到的是，隨著中國市場化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公民開始具有參與到公共事務中的動力和需求，而這種需要，事實上也反映了要求減少腐敗行為對于個人權利和財富的侵蝕。更多的人已經清楚地知道，權利的保障都必須是制度性的，而不能僅僅是個案的。

　　近些年，包括電視臺、報紙、雜志和網絡在內的媒體，首先對于中國在商業領域的腐敗進行了富有成效的披露，而一些媒體對于學術腐敗的曝光也對于凈化社會環境意義重大，但是，我們或許還需要期待媒體在對于公權力的監督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透過2006年已經公開的公務人員腐敗案件，我們會發現大部分的腐敗都是群體性的，每一案件都涉及眾多人數，而且這些官員之間往往都具有權屬關系。因此，未來核心的對策應是更好地改革官員選舉和任用制度，以及建構更為有效的權力監督機制。毫無疑問，其中最為核心的當是建立良好的司法官員的任用制度和獨立的審判機制。很顯然，這些都不是僅靠經濟發展所能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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