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貓，還是黑貓

　　——一個企業的惠民醫療行動

　　文/本刊記者 周 陽

　　見到劉群的時候，已經是晚上11點左右，這個四十出頭的中年男子一臉疲憊的從酒店外走進來。而他的助理剛剛才告訴記者：劉總是一精力旺盛的工作狂人。

　　劉群是重慶長龍集團董事長。他說，他剛剛從位于重慶東南部、距重慶中心城區近兩小時車程的南川人民醫院回來。這家醫院是他的“惠民中國醫療行動”的定點醫院之一。他是陪同從北京來調研的一位社科院博士去的。

　　自從今年3月份以來，劉群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這個名頭聽起來響當當但爭議不斷的“惠民行動”上。

　　盲人摸象

　　要說清楚這個“惠民中國醫療行動”，僅僅從劉群提供的定義概念上來說，是無助于對事情的了解的，我們恐怕首先需要還原“盲人摸象”的過程，才能獲得不同角度的直觀把握。

　　首先，如果你是一個生活在重慶南川、墊江、萬州和豐都四個地區的市民，“惠民行動”簡單明了：當你去“惠民中國醫療行動”定點醫院看病的時候，當天開出的藥方藥費，你可以直接拿到醫院旁邊的惠民服務中心，獲得藥費單上13.6%的現金返還，若是接受了醫院的CT或核磁共振檢查，院方或者服務中心還可在一周內返還檢查費用的10%—20%現金；當然，前提是你必須是惠民行動聯盟的會員，交20元會費即可入會，一經入會即可免費領到以市場價計值35元的家庭常備藥品。

　　中國絕大部分地區的病患者是不享受上述實惠的。對于百姓而言，在社會保障還不夠健全，收入水平還沒有達到一定高度的時候，醫療服務的價格無疑是他們判斷是否接受這項行動的最重要標準。

　　但如果你是一家醫藥企業，你對這一“惠民行動”的觀感可能與病患者大不一樣。藥廠作為以藥品為產品的經營性主體，最關心的莫過于自己的成本和利潤。因此，藥廠眼中的“惠民行動”可以描述為：就銷售渠道而言，藥廠是通過協議方式進場(即進入“惠民中國醫療行動”的定點醫院)，進場價格為出廠價加10%。

　　于是，藥廠對于這個行動的態度自然一分為二了：

　　即有利潤在10%以上的藥廠或者藥品，從經濟理性的角度是不會加入其中的，因為更高的利潤同時也說明它們在已有的招投標入場方式中占有競爭優勢；

　　而那些利潤不能保證的藥廠或者藥品，由于通過惠民行動的協議進場方式可以得到渠道保證和利潤保證，加入其中當然不失為明智之舉。而2005年的相關統計顯示，我國6000多家藥品生產企業中虧損面就已經達到28%，2006年的情況并沒有好轉。

　　那么，一家醫院的法人代表眼中的“惠民行動”又是怎樣的呢？情況會變得更加復雜。和藥廠廠長如何做出判斷一樣，醫院的態度往往取決于領導班子如何看待自己醫院的定位和競爭環境：

　　一個把醫院的社會職能(看病救人)看得高于一切的院長，就會和一般百姓一樣先算患者醫療費用的小賬，因為正如醫院大廳里常常高掛的橫幅標語一樣：患者的利益高于一切。

　　而把經營發展或者經濟利益看得更加重要的院長，又會面臨兩種可能的境遇：在患者數量、提供醫療服務數量方面處于劣勢的醫院，無疑會看到“惠民行動”中的“薄利多銷”的暗示；而在競爭中已經很強勢的大醫院，更敏感于利潤的減少(惠民行動給醫院留存20%的費用和利潤比例)、引入新合作者對于既有合作者或利益各方的影響。有人作過統計，在抗生素藥類，醫院和醫生的收益在藥價中能夠占到40%和20%。

　　在中國醫療衛生事業中，還有一個特殊的利益群體：醫藥代表所在的各種中間流通環節。在他們眼中，惠民行動大概首先就是一個數字：10%——惠民行動將藥品流通中間環節的費用和利潤控制在10%。這個數字在多大層面上得以推廣，將直接影響到這個群體的生存還是滅亡，當然從理論角度，他們也可能還有一種選擇：加入其中，成為和劉群的長龍集團一樣的明碼標價的中間環節。

　　于是，被惠民行動發起人劉群整天掛在嘴邊的“1122分享法則”，除了對他自己，對其他各利益方似乎沒有更多意義。每個利益主體都只能在其中看到屬于自己眼前的那一部分，就好像盲人摸象——每個主體都是利益的盲人；但這又是符合人們認識事物和理解事物的邏輯的，即便各自為陣，也無可厚非。

　　往往這個時候，人們會寄希望于出現一個獨立的第三方，比如政府，比如政府的醫療衛生管理部門。或許它們能有霧里看花的本領呢？

　　惠民調查

　　當然，對于惠民行動的判斷，僅僅停留在邏輯判斷的層面上是缺乏現實說服力的。

　　患者

　　9月10日，《經濟》雜志記者來到重慶萬州三峽中心醫院。該醫院建于1928年，現為一家大型綜合性三級甲等醫院，承擔著三峽庫區23個區縣1600萬人口的醫療保健任務，年門診量100萬人次，年出院病人3.3萬人，全國百佳醫院之一。這樣一家在當地乃至全國都有一定影響力的醫院成為了劉群惠民行動的第一家定點醫院。今年3月1日，“惠民中國醫療行動”在這里舉行了隆重的啟動儀式，當時的現場照片至今仍在劉群長龍集團樓道里張貼著，其中一張照片記錄下當時上千群眾辦理入會手續的場景。

　　記者到達的時候，醫院大門上懸掛著“醫院管理年”，“打擊商業賄賂”之類的巨型橫幅。這是中國政府最近最大規模的一次整治腐敗行動，而醫療體系的商業賄賂行為正是被打擊的重點。歷年來醫藥代表、醫托等對醫生的賄賂行為屢禁不止，造成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

　　而劉群對此還有另一番理解：近年來在招投標過程中黑幕重重，導致政府用招投標體制來降低藥價的努力近乎失敗，因此不得不又輔之以這樣那樣的行政及法律舉措。

　　有趣的是，記者看到就在這樣的巨幅標語之下，醫院入口處兩邊的墻上則貼滿了關于“惠民中國醫療行動”的宣傳說明，而惠民行動藥房則直接開在了醫院大門左邊，緊挨著的是“惠民服務中心”。

　　一些前來看病的患者路過時都會駐足看一會兒，而最吸引患者的是服務中心門口立著的一塊牌子，上面列出了幾百種可以被直接補償13.6%現金(簡稱“直補”)的藥品的化學名稱。

　　在四十平方米左右的惠民服務中心大廳里，一個老年男子正拿出身份證準備申請成為惠民的會員。他告訴記者，他來看病時看到惠民行動的宣傳，覺得的確有實惠，就辦個入會，如果真的好，回家讓老伴也來入個會。

　　“直補”柜臺前幾乎一直都有一兩個患者，在辦理現金補償的手續。服務中心經理告訴記者，今天不是人多的時候，出院多的時候這里的人就會多一些。

　　經理給記者看了服務中心的意見簿。這個曾經在藥廠做過銷售的年輕女經理，顯然對自己目前的工作很滿意，因為意見簿上的留言絕大多數都是感謝他們所做的工作的。留言者大多都是老住院的病人或者有長期用藥習慣的患者，他們和醫院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因而從服務中心獲得的實惠也就更加直接，有一次直補四千多塊錢的，也有十幾塊錢的。“那面感謝的錦旗就是才直補了十幾塊的一個人送的，真是沒有想到啊。”年輕女經理的重慶話十分好聽，“當然也有補了幾千塊錢，還是不滿意的。”

　　服務大廳里，一名女患者拿到直補的錢，錢數不多，三十幾塊錢的藥，補給她六七塊錢，她拿著單子對記者說，“我十年前就開始用這個藥，一開始還是一兩塊錢，后來就一直漲一直漲。前年醫生跟我說這個好，就用這個，一下子漲到快三十一塊多，去年又漲了。”旁邊的惠民中心服務人員說，這個藥效果是好些。

　　“為什么用了惠民的藥，老百姓還說貴？”記者代享受了直補的婦女問了服務中心經理，經理很直截地回答：“不可能，你告訴我藥名，我就能告訴你怎么回事兒，有可能是劑量變了，也有可能是包裝，但那跟惠民是沒有關系的。實際上三峽醫院今年還降了一批藥的價格呢。”在藥廠做銷售的經歷使她對業務有一種相當的把握。

　　劉群后來告訴記者，所有惠民的藥執行的是相同化學名藥品招投標后的價格，也就是說，惠民行動不干預藥品的定價，化學名同樣的什么“丙”什么“沙星”，你醫院招標進來什么價，我惠民藥品中如有相同化學品(廠家不同商品名可能不同)，也執行什么價。

　　如果說，女患者的抱怨和女經理的解釋提供的是多年來醫藥體制改革效果無需多言無需證明的一個縮影，劉群的補充也說明惠民行動其實僅僅是在現有醫藥定價體制(招投標)基礎之上開了一個透氣的小窗口，但對于病患者而言，這已然是一個在現有體制下的“次優”選擇了。

　　醫院

　　記者注意到，這個服務中心是醫院方免費提供給惠民行動的，患者手中的藥方是直接從醫院拿過來的，而且事實上醫院門口的惠民藥房至少在記者停留的一小時內沒有出現前來取藥的患者，于是，疑問朝另一個方向加深了：這個窗口到底有多脆弱？

　　事實上，記者之所以選擇萬州，正是因為事前得知這家醫院的情況比較復雜，可能存在醫生不規范用藥行為的反彈。

　　目前重慶地區加入惠民行動的醫院一共有四家，分布在萬州、墊江、豐都和南川。除萬州外，劉群的長龍集團早就托管了其他三家醫院的藥房，這將有力地保證惠民行動中的用藥環節，因此，實施情況都比較好。而在萬州三峽中心醫院，劉群沒有托管他們的藥房，他約束對方用藥環節的手段主要是根據協議醫生開藥方必須用化學名，而不能用商品名，這樣醫生也就無從知道藥房會選擇哪個藥廠生產的藥。

　　使用化學名用藥，這是劉群設計惠民行動中非常關鍵的舉措，而國家衛生部今年8月才頒布類似規定。無疑，在衛生部規定出臺之前，讓醫院就接受劉群的做法，改變原來那種直接涉及醫生收益的用藥方式，需要相當的魄力。那么，這樣一家三甲大醫院，加入到“惠民”行動中來的動力到底是什么？他們管理醫生和藥方的用藥行為發生了什么樣的改變？他們又如何補償醫生“灰色收入”的減少？

　　醫院的紀委馬書記接受了《經濟》記者的采訪。據院方黨辦主任介紹，現在對媒體介紹惠民行動都在書記這里。采訪后，劉群告訴記者，醫院在整個惠民行動的實施過程中也承受了不小的壓力。

　　馬書記說，作為一家非營利性的三甲醫院，社會效應是其首先看重的，現在社會對醫院和醫生的負面認識也是他們希望能夠改變的。

　　“那么當時在決策的時候，有沒有什么顧慮呢？”

　　馬書記再一次強調惠民行動給百姓帶來的積極意義，他們不存顧慮，只是曾經對“面有多大”有過考慮。所謂的“面”，就是會員規模的意思。在記者的追問下，馬書記也承認“惠民行動”可能帶來就醫人數的增加，也是他們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

　　這可能是一個更加實在的回答，也是惠民行動持續發展背后的硬支撐。實際上，劉群定點的其他三家醫院也都多少看中了會員模式的穩定性和忠誠度，他們在競爭中更加不具備三峽中心醫院的優勢；而他們這樣看重會員規模是有理由的。

　　在“以藥養醫”的舊模式下，醫院和醫生的收入絕大多數都是來自藥費和檢查費，于是才會出現醫藥代表給醫生回扣，讓醫生開指定藥廠的藥；才會出現招投標中，越是價格高的藥越容易獲得醫院采用的怪現象——國家規定醫院可在藥品出廠價的基礎上加15%作為利潤，因此購進藥價越高，醫院獲得利潤的實際金額越大——這也是劉群一直強調的“不是藥價虛高，是藥費虛高，追根到底是醫生的用藥行為造成的”。

　　但是，這些醫院一旦要進入到惠民行動中，就意味著多少要減少一些以藥養醫的收益，補償只能寄希望于患者基數的擴大。

　　這是每個醫院在現實中都會算的一筆大賬。當地發改委來醫院調研的時候，馬書記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半年來，院方在檢查費用方面直補了37萬多，共計8400多病患者人報賬直補；從3月到7月，門診藥品費用減少了13.91%，整體藥費減少28.94%，出院病人平均費用減少12.85%，為重慶市最低，而藥品收入則占醫院全部收入的37.50%，為歷史最低；另一方面，比較便宜的抗生素類藥品用藥則大大增加，3月份一個月青霉素的用量增加就相當于去年一年的水平……

　　馬書記說，如果來醫院看病的人多了，雖然在藥費收入上損失一點，但我們可以開展其他一些項目和服務啊，還有很多可開辟的收入渠道沒有開發出來呢，從長期來看，醫院收入應該還是提高的。

　　而另據了解，參加惠民行動的南川定點醫院收入已經開始有所增長。

　　但是還有一筆小賬也是必須算的，那就是醫生的收入。作為紀委書記，馬書記向記者表示，他們醫院的醫生一直以來管理都是嚴格的，也沒有出現因為用藥權利的失去影響到收益減少，而轉投其他醫院的。“至少，在我和他們的溝通中沒有發現。”據了解，實行惠民行動的醫院多多少少地都在進行醫生報酬和激勵機制的調整，比如說以醫生看病人次的多少來衡量醫生的工作效率，而不再以藥費，等等。

　　“實際上，醫生們也不愿意在一種沒有榮譽感的情況下一直工作的。”而國家正在進行的商業賄賂調查多少也刺動了一些人，他們意識到，長此以往是不行的。“實行了惠民以后，醫生們的工作也變得純粹了。”據介紹，醫生的用藥模式已經發生變化，醫院采用了藥品通用名的微機管理。

　　這或許都是一些良好的轉機。利益的問題還是需要用利益的手段來解決，如果利益分配發生了扭曲，那一定是激勵機制出了問題。

　　采訪結束后，馬書記仿佛輕松了許多，下樓時，主動對記者說，這個行動對老百姓肯定是好事兒，但是牽涉到整個國家的醫療體制改革……

　　這句話在記者看來是最意味深長的一句話。事后，記者問劉群，你是怎么說服萬州的？劉群說，他們的院長很了不起，很有魄力。據了解，三峽中心醫院的院長曾被評為“全國優秀院長”、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百姓放心醫院示范醫院優秀管理者”等榮譽稱號；而一個有點傳奇的說法是，正是這個院長七八年前把這家醫院從幾百塊錢起家做到現在的上億資產。

　　但是，惠民行動要在萬州持續下去，惠及一方百姓，還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尤其是當馬書記一再強調“我們醫院藥品采購很正規，都是通過國家統一招投標”的時候；當藥劑科張處長斬釘截鐵地說“惠民行動對我們的藥品采購和藥方管理沒有任何影響”的時候，問題產生了。

　　根據對惠民行動的了解，雖然在最后定價上遵循相同化學名藥品的招標價格，但是，藥品進入醫院的流程卻是另一條路線：進入惠民聯盟的藥廠的藥是通過劉群的長龍集團到聯盟內定點醫院的藥房的。

　　“為什么一定要搞清楚這個問題呢？”劉群開始的時候顯然有些回避惠民藥進入醫院途徑的問題，這種回避讓記者不禁聯想到馬書記和藥劑科管理者的態度。

　　最后，劉群還是坦然答道：是的，我們和這些醫院都有長期的供貨關系，醫院該招標的，藥廠該投標的，我們都不管，我們只負責惠民藥進入醫院藥房，我們也不存在擾亂他們價格的問題，我們只負責直補我們承諾直補的藥。

　　“那么，有沒有醫院擔心加入惠民導致他們和現行藥品采購規定不符呢？”對這個問題，劉群回答說，是有的，所以惠民行動沒有說要取締招投標啊。

　　“那么，一間藥房，如果既有招投標進來的藥，又有惠民渠道進來的藥，醫生開到藥房的處方，又只寫化學名，你能保證藥房的醫師不會更多地采用招投標的藥嗎？”劉群回答說，這個問題是存在的，而他的解決辦法只能是，和醫院簽訂協議，藥房中惠民藥沒有用完，就不再供應新藥。藥劑科負責人告訴記者說，一般來說一種化學名的藥，只會有一個藥品供應；如果出現同一化學名的不同藥品，發藥醫師會根據規定輪流從不同廠家發藥，保證各家用藥的分散，“這個醫院都是有嚴格規定的”。

　　但仍然沒有辦法規避醫院藥品管理和藥房醫師的逆向選擇——這就是書記所說的“整個醫療體制”的問題了。

　　企業

　　“會不會出現長龍集團要為非惠民藥進行直補的現象？”

　　劉群說，會，因為直補的對象是化學名的藥品，而不是商品名，他們也無法從患者手中的藥方看出是不是惠民的藥。為此，劉群給自己定的投入最高限額是兩千萬，他希望惠民行動將來能夠自我良性循環下去，而不是永遠依賴企業的額外投入——長龍可能面臨的情況讓記者想到了某種“雙軌制”及其中的灰色地帶。

　　有很多人都問劉群，直補給患者的錢是從哪里來的。他因為喜歡自己開創惠民行動背后的一套“理論”，因此總是回答說：從醫藥流通環節中的各個部門中節約下來的費用中來。

　　劉群認為，在中國要取消醫藥流通的中間環節是不現實的，也是難以成功的，倒不如把中間環節透明化和公開化，比如說他的“1122分享法則”。按照這個法則，就能夠把現在招投標中一些灰色收入杜絕，從而為藥廠和中間環節都節省出大量的費用。而根據模糊統計，在藥品從出廠到醫院的整個過程中，非正常流通費用在20%到30%不等，拿出其中的20%(扣稅后為13.6%)返還給患者，也不過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劉群說，慢慢做大了，這個比例還要提高。

　　而實際上，從財務的角度來說，直補給病患者的現金是從劉群的長龍集團拿出的。為此，劉群專門在集團內部成立了一個“醫療保障部”作為“惠民行動”管理機構，各定點醫院所在地成立所謂的聯合會吸收和管理會員，醫院服務中心則是行動的窗口。

　　劉群說，遲早有一天要把他的企業和惠民行動分開，要有一個統一的非營利性機構，要設立自己的基金，但是現在后者還需要前者的財力支持。

　　根據長龍集團提供的數據，目前惠民行動的會員人數已經達到56630人，入會醫藥企業1044家，成立以來的直補金額約110萬元，加上其他宣傳和管理費用計有200余萬元，受益人數20570人。

　　從5月到7月，定點醫院的門診人次同比增長5.01%，醫院藥品收入下降13.71%，檢查費收入下降25.12%，人均藥費同比下降37.15%，人均檢查費下降20.18%，藥品平均降價幅度達8.16%。

　　這仿佛是一組和國家醫療體制改革目標很接近的數字。劉群自己也不無得意地說，我覺得我這個惠民行動做到了(真正的惠民)。

　　可是，一個企業為什么要承擔又如何承擔“惠民”的成本呢？

　　面對這樣的問題，劉群信手拈來有好幾個感性的答案版本，可見諸很多媒體報道，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其中理性的基因。

　　據了解，劉群本身一直面臨兩個困境，經濟上的和社會角色上的。

　　長龍集團成立于1989年，是以醫藥為核心，集農、工、貿、科于一體的跨行業、跨領域的民營企業，注冊資本金4100萬元，擁有凈資產2.5億元，年產銷值6億多，年稅利近5000萬元。

　　做醫藥企業多年，劉群也經歷過醫藥行業的種種，藥品研發生產出來后，向醫院推廣成為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而這些年醫藥體制改革和國家一而再、再而三的藥品降價，由于始終未改變醫院和醫生用藥的機制，反復擠壓的只是藥廠的利潤。期間，劉群又收購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藥廠，一些藥廠面臨在招投標中被排擠的問題，生產的為病患者需要但成本低廉的藥品反而進不了大醫院，一些藥品不得不面臨停產。

　　一方面是老百姓用不上便宜藥，責任都在藥價上，一方面又是藥廠生產便宜藥無利可圖，只好動些“歪腦筋”。市場壞了，對于想做好企業的人來說是最大的傷害。

　　據剛到任不到三個月的劉群的助理說，劉群禁止自己的藥品銷售人員給回扣送紅包，對此還有很多銷售人員不能理解，畢竟要面臨市場的流失，這樣的行為相對于整個大環境來說無異于以卵擊石。

　　而惠民行動客觀地說，不得不讓人聯想到其中“自救”的成分，而無論惠民行動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自救的商業模式，也都不能算作一種壞事兒——底線還在那里，即是不是真的實惠于民；至于企業從中獲得的發展機會，那也是企業自己的事情。

　　劉群說，自己要做三件事，一個是建立起中國最大醫療服務網，這里的醫療服務是廉價的；第二是建立全國性的藥品供應網，實際上是一個物流配送體系，這是保證醫療服務便宜的保證；第三，建立一個互聯網上的醫療服務網，讓老百姓通過互聯網就可以自己給自己看病買藥。

　　“如果完成了這三個夢想，長龍集團就不是今天的長龍了。”這顯然是基于一個企業家的思考，他的抱負很大。

　　可以推理的是，如果惠民行動能夠吸引到有足夠多的會員，那么劉群就可以掌握與更多醫院對話的話語權，就可以要求醫院同意惠民行動聯盟內的藥廠以更簡單(與招投標的不透明相比)的方式進入醫院，從而讓更多的會員受益，這樣的一個生物鏈對于實現劉群的三個夢想是非常重要的。

　　必須承認的是，一個企業家的抱負也可能是這個社會不可缺少的推動力量。

　　制度困境

　　那么，“在你心中，惠民行動是一個企業具有公益性質的商業模式，還是一種制度建設范疇里的內容呢？”

　　劉群很肯定地說，是后者。他越來越多地在談論和考慮如何實現多年來醫療體制改革沒有完成的任務。他說，通過惠民行動，就是要讓醫生回歸到本職上，讓各層次的藥都有人生產和提供，才能真的把藥價降低下來，那種在定價機制上做文章的改革方法是行不通的，應該調整的是醫生的用藥行為和藥品結構。

　　這些話，按劉群自己的理解，是直接和醫藥改革招投標的舉措相沖突的，因為招投標改革的就是一種定價機制：“藥品的特性是不可能完全用市場競價的方式來定價的。”事實證明，招投標制度帶來了高價藥、獨家藥、外資合資藥，而國產藥普通藥在“競爭”中退出市場。

　　劉群近年來一直在各種媒體發表他對于醫藥體制改革方面的觀點，而惠民行動作為其想法的實踐讓他陷入一種困境，他也由一個企業家的社會角色轉為一個民間改革者的角色。

　　9月11日上午，劉群來到重慶市經委，他被要求向經委有關負責人匯報一下惠民行動的情況。前一天晚上劉群特定連夜準備幾份材料，有媒體的公開報道，也有中央級報紙的內參，還有一份自己關于醫藥體制改革的理論探討文章。

　　坐在劉群面前的是經委醫化處的兩位負責人，他們是醫藥企業的直接主管。他們顯然對劉群的惠民行動還沒有更多的了解，實際上也不了解為什么劉群要到經委來，劉群需要什么支持？

　　一邊聽劉群的介紹，醫化處的負責人一邊提出自己的疑問：“你這樣做影響不影響其他醫藥企業的利益喲？”“你的惠民行動減少了流通環節，那涉不涉及幾千人吃飯的問題喲？”……

　　劉群說，實際上市經委一直是支持自己的惠民行動的，重慶市的一個“醫藥惠民促進會”就是在經委的協助下辦成的；而自己面臨的“很大阻力”來自于衛生主管部門。

　　“那你想我們咋個協助你呢？”經委的人問。

　　“我想，能不能請經委出面協調一下衛生部門，不要干預我們做試點。”

　　經委醫化處的一位負責人面露難色。是啊，兩個同級別的政府部門，怎么好讓一個“協調”另一個呢？

　　其實，關于劉群面前的阻力，準確地說法應該是，到目前為止，重慶市并沒有哪個部門明確地表示支持，也沒有明確地表示反對。只是劉群的企業遭到的各種調查變得頻繁了，其中還包括關于其向惠民行動會員支付直補是否涉及“商業賄賂”調查，還有重慶第三人民醫院和西郊醫院主動要求加入惠民行動的進程被莫名其妙地終止了，其中重慶第三人民醫院的合同都擬好了……

　　據劉群說，自己曾經給市委辦公廳寫過一封信，市政府領導批復藥品招標小組各成員機構，如發改委、物價部門、工商部門、衛生部門等等，進行調研，并思考本部門如何對其提供支持和協助。

　　對此，經委負責人回憶說，當時各部門派人召開了一個調研座談會，專門商談惠民行動的問題，但是與會各部門的代表或者毫不了解，或者知道大概又闡述不清，當時出席的衛生部門的代表也基本上不知情，因為以前接觸這件事的“是另外的同志”。于是基本上當時的碰頭會毫無結論。

　　8月21日，劉群曾被邀到重慶市衛生局匯報惠民行動的實施情況。劉群當時提出了三條建議：一，衛生局可否在重慶主城區選擇一所醫院與長龍集團展開合作試點，由衛生局實施監督與管理；二，與物價部門溝通協調藥品價格，恢復廉價藥品在醫院的使用與銷售；第三，財政部門能否對惠民定點醫院實行一定的補貼。

　　而重慶市衛生局屈謙局長也對劉群提出了三個問題：惠民行動直補經費的長期持續性來源何在？惠民行動中有關藥品將執行何種價格？惠民中國醫療行動會員從哪里來、能否保證？

　　對這些問題，劉群在8月24日都給出了答復，也收到對自己建議的回復。衛生部門對其提出的三點建議都不同意。

　　如果說建議的后兩條超出了衛生局的職權范圍，那么對于第一條建議的答復“國家政府單位不與私企合作”，劉群覺得并不具備說服力。與此同時，重慶市衛生局也一直不愿意接受媒體的采訪。

　　惠民行動進入重慶主城區的嘗試因為無法與政府主管部門溝通而陷入停滯。

　　而希望作為一項制度向前推進的惠民行動是不可能繞開政府衛生部門的。后者是中國醫院體系的直接主管單位，也是醫療體制改革的主導部門之一，每一次改革措施和方案都首先由衛生部門修改和提交。

　　1985年，國務院轉發衛生部《關于衛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問題的報告》，揭開了醫療機構轉型的序幕，當時確立的改革核心是如何調動醫院的積極性，鼓勵醫院除了國家的投入，還要在市場化的進程中，以貸款等方式自籌資金發展醫院，蓋病房、擴大病床、買設備，解決醫療資源短缺的問題；到1998年，老百姓反映非常強烈的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醫院的公益性逐步減弱等問題十分突出，于是開始推行三項醫療改革，分別是中國醫療保險制度改革、醫療機構改革、藥品流通體制改革，其中醫療機構改革主要是將一批實力雄厚的三甲醫院確立為公益性醫院，而藥品流通體制改革則是最終引入招投標制度。

　　但到今天，衛生部門一向堅持的政府主導型改革并未能收到預期效果，醫療資源依然緊張，醫藥費價格不斷上漲。

　　而與此同時，民間關于醫療體制改革的嘗試和建議一直不絕于耳。劉群就是其中的一員，并且從理論走向實踐。

　　劉群說：醫療體制改革牽動太多人的利益，必須要有一個獨立的第三方出來起一個監督和制約的作用，但是從現在的改革實踐來看，一些地方衛生部門并沒有做好這個第三方的工作，他們來指定負責運作招投標的公司，這其中就有了部門利益了。

　　前不久，曾經被衛生部門作為正面典型宣傳推廣的“四川掛網采購招標變革模式”爆出黑幕，發起人在其中明目張膽的收取各項灰色費用。但被人忽視的是，這一模式中有一個所謂的掛網采購招標中心，這是一個由政府部門直接經辦的中介環節，對于參加招標的每個藥品中心都要收取200元的電子信息服務費。

　　這或許是一個比當下網下招標更便宜的進場費用，但是，“我一個集團生產上千種藥，都要參加投標，就一個企業，政府就可以收入上千萬。”這上千萬的利益就足以把一些政府部門變成摸象的盲人之一。

　　盲人們各自摸到大象的一部分，相互爭論不休，那么誰來決斷呢？這是個問題。而中國改革的傳統路徑是政府主導一些部門的政府官員一直扮演著盲人摸象的寓言里那個對盲人們的爭論給出“定調”的鏡面王的角色。

　　但在某些時候，有沒有別的可能呢？

　　劉群說：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改革派、實踐派。劉群說自己是鄧小平理論的追隨者——自認為有使命感的中國人都難免這樣激揚一番，但這還是讓記者想到了鄧小平關于“黑貓白貓”的說法；而與此同時，劉群又提到了當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劉群希望自己能夠扮演一個“獨立第三人”的角色，但他也有他的問題。

　　“如果有其他與長龍類似的企業要加入進來，你會同意嗎？”“會，歡迎。”

　　“如果有其他企業另起爐灶搭建和惠民一樣的平臺，你怎么看？”“很好啊，可能相互之間的競爭對老百姓更有利。”

　　“如果有一天惠民行動的社團組織和長龍集團徹底分離，你會選擇哪邊？”“我當然是更希望做聯合會的工作了，那是我的使命。”

　　劉群的回答都沖著做好一個鏡面王的方向去的，但是，他也還有更多切實的工作需要去做，比如說如何與政府部門協調與溝通，獲得自己的試點機會，因為只有被事實證明惠民行動的長期可持續性和開放性，才有可能成為一種制度去進行建設，哪怕是一項輔助性補充性的制度。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僅僅把劉群的惠民行動當作一個民間組織的行為，其未來發展已經有模式可以借鑒，國外就已經有不少類似的先例(只是不一定延伸到醫院)，而民間組織本來就應該也可能成為政府以外的第三方力量，關鍵的在于政府如何看待自己在改革中的作用和定位了。

　　離開經委之前，劉群終于提出一個他認為更加可行的建議，希望得到主管部門的支持組織各相關部門召開一個研討會，好好把問題提出來，說明白。

　　不論如何，劉群是想把這件事推進下去的，重慶主城區不行，就在周邊地區試點，他正計劃托管墊江的兩家鄉鎮級衛生院，想把自己關于惠民行動的一整套機制在那里實施下去。

　　而政府部門對惠民行動進行的調研也在進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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