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魚：沃爾瑪工會門的背后

　　本文試圖在烽煙尚未散盡的沃爾瑪工會事件背景之下，撥開工會概念的一些迷霧

　　□ 江小魚　　青年學者

　　對 一些詞語，人們似乎普遍都有著自然而然的好感，他們樂意把贊頌的辭藻獻給這些詞語。這些詞語，似乎帶有天生的光環，注定要接受敬仰一般。工會，無疑就是其中一個。

很多人聽說在世界各地都拒絕工會的沃爾瑪也“被迫”在中國接受了工會，為之歡欣鼓舞，部分也是因為對工會的天生好感。

　　然而我相信，大部分人對工會這詞傾注的熱情贊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工會是何物，而僅僅是來自于字面的理解：那是工人的組織，代表了工人階級。這種簡單的字面上的理解模糊了它真正應有的含義。

　　工會的本質是一種卡特爾。卡特爾的一般意義是指聯合訂價，用在企業上是指廠商之間合謀操縱價格。用在工會上，是指工人通過一個集體和雇主談判，來取得例如最低工資、降低勞動強度、增加福利等目的。

　　那些錯誤的認識正是由此而起：工會代表了工人，雇主是對立的概念。工人通過集體和雇主談判，能夠迫使雇主增加工人工資。然而，這句話存在顯而易見的邏輯錯誤。

　　工會并不代表所有工人的利益

　　首先，工會不可能代表所有的工人，而僅僅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是很小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一般人的想象中，最需要通過工會保護的是那些收入低、無技術的底層工人，因此按道理工會當然主要是由這些人構成的。然而實際上，國外工會的構成，主要是那些高收入的技術較高的工人。美國國內提高最低工資的最強大政治壓力也并非來自相對低工資的工人，而是來自代表技術工人的工會。

　　這些由收入較高的技術工人所形成的工會，他們的目的，自然是要為團體爭取利益了。爭取利益不外乎兩個目標，其一是爭取更高工資，其二是爭取更多的職位。如果是試圖為行業爭取更高工資，弗里德曼教授分析過，將使得該行業就業人數減少。多出的人會進入其他行業，從而導致其他行業從業人員工資的下滑。

　　如果是試圖為工會爭取更多的職位，赫舒拉發教授有過更細致和精彩的闡述。工會領袖如果要為其代表的技術工人爭取更多的職位，他們慣用的手段是呼吁立法訂立最低工資保護。因為最低工資會降低對無技術工人的需求，從而對于技術工人爭取更多職位有利。

　　赫舒拉發教授進一步闡述，工人領袖的這種希冀很可能是無法實現的。因為上面的分析是假設了一個邏輯，就是無技術工人和技術工人是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對無技術工人的需求減少，會增加對技術工人的需求。然而通常的情況是技術工人和無技術工人互為互補品。以生產電子設備的行業為例，技術工人把電子設備設計好，生產配件出來，然后通過技術較低的工人裝配好，再通過無技術工人裝箱、運輸。這個流程，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他們就是互補關系，這是最常見的模式。這樣的情況，無技術工人就業減少會降低而非增加技術工人的需求。只有當兩者互為替代品時，最低工資更高才可以使技術工人獲得更多的職位，然而這種情況反而是不常見的。

　　這些分析說明，工會不是慈善組織，并不代表所有工人利益，它只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并且，工會所希望達到的一些目的在市場之下很難實現。

　　其次，卡特爾本身是很難維持下去的。張五常教授的話最直接，也最清晰：“卡特爾的困難，是互相訂價之后，靜靜地減價的成員有利可圖。”工會既然是一個卡特爾，那么，在市場上維持下去當然也是很困難的。每個工人可能都會認識到，雖然集體決策是通過所有個體來投票決定的，但是在大集體之中，他自己的選擇對談判結果影響力基本為零。因此，他會搭便車，會違背罷工的誓言。

　　撥開工會概念的迷霧

　　或許你又會問了：既然在邏輯意義上工會難以維持，但實際中為什么還是廣泛存在？美國影響最大的全國性工會組織勞聯—產聯擁有1000多萬會員，截至2005年末，工會成員占美勞動力總人數的12.5%，上世紀中鼎盛時期，這個數字是30%多。歐洲一些國家，例如瑞典和丹麥，超過70%的工人加入工會。

　　是很好的提問。我們知道，企業卡特爾，所謂聯合提高產品價格行為，政府有反托拉斯法，可以起訴。然而工會卻沒此等“優待”，政府似乎也和大多數人一般，認為工人和雇主相比，他們是弱者，因此也格外關照。可以參考一下歷史上英美兩國的一些相關法例：

　　英國《1906年勞資糾紛和解條例》規定工會有一種免除民事責任的自由，即使它或其成員實施了最為嚴重的侵權行為，亦可以不用承擔此種行為的民事責任；

　　美國《1914年克萊頓條例》使工會免受《謝爾曼法》有關反壟斷規定的限制。《1932年諾里斯-拉加蒂條例》又對勞工組織侵權行為立法免責。1935年《瓦格納法案》禁止雇主干預工人組織工會。

　　可見，工會的存在并且得到廣泛的發展，根本原因是政府之力。其后果是有目共睹的，略舉兩例：2005年10月，包括海岸警衛隊、海關、稅務局、移民局、氣象局、申請就業保險部門等12萬人的加拿大聯邦政府雇員參加罷工，約有70個政府部門停止服務。2006年元旦，歐洲大陸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碼頭工人大罷工。他們的目的是抗議歐盟提出的港口自由化草案。比利時的歐洲第二大港安特衛普，法國馬賽港，歐洲第一港鹿特丹，還有希臘、瑞典、葡萄牙、丹麥的港口，均卷入其中。而歐盟港口自由化計劃的真正目的，是旨在引進更多競爭。

　　這些難道不足以警醒那些不吝贊頌的人們嗎？他們還會把那些那么美好的文采辭藻，獻給一個并非如他們原來心中所認為那么美好的一個利益團體么？

　　工會的產生、發展似乎是和自由有關，人們對它的贊頌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了。然而，我們需要知道，自由的單位應當回到個體上面去。那些所謂集體自由的論斷，本質上是反自由的。為集體爭取自由的口號，我們應該不會陌生。這些集體，有各種各樣的名詞，如地區、國家、民族，工會當然也不例外。許多對前者抱有警惕的人，卻同情、贊揚后者，這是令人頗為費解的。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前者很明顯的可以看出政府的強制力和集體對個人自由的壓制，而后者卻往往因為人們的先入為主的偏見，而不容易看到。

　　需要澄清的是，本文的目的，并非提倡取締或禁止工會。我認同工人們有組織起來的自由。本文只是在烽煙尚未散盡的沃爾瑪工會事件背景之下，試圖撥開工會概念的一些迷霧。工會并非你原本眼中那么好的一個褒義詞，它本質上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利益團體，甚至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這其中的故事與歷史，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翻閱一下舊案。國內媒體在報道沃爾瑪工會事件的文章中，有人用無不諷刺的口吻嘲笑說，中國的工會和外國的不同，有中國特色。他們的原意，是嘲諷工會在中國并不能起作用，因為政府實際上不會支持。我卻寧愿把這種結果當作慶幸：或許，在中國特色之下，工會會改變傳統理念，成為一個工人之間的帶有保險意義的互助組織，以此來彌補保險市場和金融市場的相對欠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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