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義興

　　全國房價依然高位運行，建設部官員解釋調控政策具有滯后性，專家則開始質疑房地產調控導向。從5月17日推出“國六條”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到10月17日專門聽取房地產市場調控措施落實情況的國務院會議，整整5個月，國務院仍基本維持“原判”：少數城市住房價格上漲過快；結構調整的任務還十分艱巨；房地產市場秩序仍需進一步規范。建設部一位人士昨日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國務院對房地產調控情況并不是很滿意，現在有關部門壓力很大”(《第一財經日報》11月7日)。

　　其實，對國內

房價走向的關心，即使在已有中央政府為房市調控定調的情況下，不僅有地方各級政府與房地產開發商，還更有社會各界需要改善住房條件的不同收入群體。因此在宏觀角度，國家力圖以調整房地產供應結構與穩定房價政策，以避免經濟過熱，過快現象的出現，無疑是恰當的。

　　然而向說的是，就目前已有的一系列房市調控政策看，現有的調控政策指向，不管是住房面積(90平米)小

戶型政策，還是對商品房轉讓方面的稅收等規定，著重的尚還是房地產開發商與房產投機人，這固然不錯。可與此同時，人們也不得不承認，相對社會的住房需求，特別是中低收入群體同時也有不小的真實性需要。而作為具有準公共產品特征的住房，雖然現有一些城市也推出了廉租房與

經濟適用房，可明眼人大多知道，因為地方政府與房產業，及房地產開發上的千絲萬縷利益關系影響，有不少地方還要么是把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作為調控當地房價的工具，以應對上級調控要求；要么是由于管理不到位，使經濟適用房成為富人投資對象。而事實上，并沒有真正將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列入自身的工作中心，進而成為政府公共服務的一部分。

　　以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講，在住房問題上，最重要的就是要厘清權力的邊界。即哪些住房問題應該由政府管，哪些又該由市場調節；政府既不該把自身應管的問題推給市場，也不該把應由市場調節的問題攬過來。或者說白了，政府該管而沒有管起來，或不該管的又管了。應當說，這在某種程度上都可以說是行政缺位與越位的表現。

　　所以筆者認為，面對目前國內房價高居不下的市場困境，相關管理部門一方面要加緊調控政策的落實，另一方面，要積極推進住房保障制度的推進。或許這既可是高房價釜底抽薪之舉，以有利于宏觀調控到位，同時也符合現代社會對政府的基本要求——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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