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們對于企業家捐贈有許多不同看法，有人表示稱贊；也有人揣測他們的動機，懷疑他們是作秀、贏取名聲，或者懷疑他們有不可告人的商業、政治目的，或者是為了贖罪，或者為了讓其企業享受豐厚的稅收減免……

　　其實，企業家的心理因素才是影響企業捐贈行為的重要原因。那么，又是什么在影響企業家心理呢？

　　惻隱之心人皆有

　　通過對一些有過捐贈行為的企業家進行采訪，《新財經》發現，大多數企業家最樸素的捐贈動機是出于對窮苦者的惻隱與憐憫之心。世紀金源集團董事長黃如論便是這樣的代表。

　　“中國社會幾千年來并不缺乏同情心，所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是農民的兒子，從小在農村長大。我們從底層走到高層，知道底層人民的痛苦。今天事業有所成功，對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就更加同情。”捐贈了近6億元人民幣的黃如論這樣表達著自己捐贈的初衷。

　　2005年，黃如論回到家鄉

福建，福建省委書記請黃如論吃飯時提起一件事：“古田縣有一個農民因為窮困看不起病，于是拿著炸藥在公交車上引爆，讓自己和全車人同歸于盡。” 黃如論沒想到自己的家鄉還有如此窮苦的人，當即拿出1億元用于建立福建省江夏百姓醫療互助基金。

　　對境遇遠不如自己的人，香江集團總裁翟美卿也具有同樣樸素的情感。她對《新財經》表示，“與他們相比，我得到的太多了。”

　　功利之心不可否

　　當然，也并不是所有企業家的捐贈動機都僅僅是“惻隱之心”這么簡單，一項調研發現，國內某些企業家在慈善捐贈時或多或少會有一些功利之心。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就坦言，“慈善捐贈對于企業的聲譽會有很好的影響。在現實的商業活動中，慈善捐贈被當做企業的一種軟競爭力，用來進行政府公關和提升企業形象，這種現象確實存在。”

　　上海建橋集團捐資修建了12所希望小學。有趣的是，這12所希望小學的附近大多有建橋集團的地產公司。建橋集團董事長周星增解釋，“不在當地做點事，刁難你的人太多。如果大量行賄，受賄者一旦敗露，我們也就完蛋了。所以，我要求各地分公司，要送大禮就送給當地老百姓，不送給個人。”“雖然沒怎么行賄，但是捐贈修了小學，他們也就不好意思再刁難。”周星增把這樣的捐贈稱做是規避風險。

　　翟美卿認為企業家捐贈有功利目的并不是壞事，對企業對社會都是好的。她也承認，十幾年前自己第一次捐出一大筆錢支持教育是考慮回報的。“當時企業很小，我捐那么多錢，甚至想有沒有雙重回報。但這種心態并不是每個人都有，有些企業家做捐贈根本不考慮回報。”翟美卿認為現在自己已經超越了要求回報的階段。

　　南開大學商學院教授白長虹認為，即使有功利目的也不能否認企業家的捐贈行為，“站在社會的立場上看，既然倡導捐助，就要讓企業家容易實現自身目的，在捐贈的同時可以做到對企業形象有利，對市場拓展有利，對社會有利。不能因為企業家有了利己因素就否定其利他的行為。對于那些只求利他不求利己的企業家要給予更高的崇敬感，讓其他捐贈者知道，這更是大企業家的風范。”

　　“苛捐”心態需破除

　　當有些企業家借捐贈之舉，行“政府關”之實時，其捐贈行為就帶有極大的功利目的，我們也就很難說，它是來自企業家自身的純粹善舉。同理，當捐贈成為企業家不得不為之的“公關”行為時，事實上也違背了“自愿捐贈”的原則，而有種政府變相“強捐”的意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業家表示，“我的企業在很多地方投資，需要與當地政府建立良好關系，當地政府也會把一些良好的攤派捐錢任務交給我，或者安排我去看一些貧困地方的生活境況，“我明白這是向我要錢。”他坦言，很多次他人還沒離開當地，錢就已經到人家的賬上了。

　　可是讓這位企業家憤怒的是，“我的錢越好要，人家就都來要，然后誰也不把我當回事，覺得是我活該給。”他分析這些人的心態，因為很多人認為企業是暴發戶，是“奸商”，有“原罪”，捐錢就是贖罪，這點讓他很奇怪。捐贈是一種自愿行為，現今卻變成了對企業家的道德拷問——“你捐還是不捐，你不捐你是壞蛋，你捐是應該的。”

　　企業家關注自己獲得的回報，這無可非議。從企業家角度看，他們尋求政府機構權力保護的動機是一種正常需求。從政府的職能定位來看，權力機構吃的是財政飯，他們天然地具有這種義務和責任，即便沒有企業家的捐贈，他們也應該向其提供這樣的公共服務。

　　然而，這種不正常的現象畢竟存在了。這就表明我們現在政府擁有的權力過大，而承擔的責任相對較少。當企業家更愿意“公關”政府而不愿真正致力于慈善事業時，我們只能說，他們投資政府所獲得的回報是投資慈善事業所不能比的。這種現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的窘境，也反映了市場經濟發展的窘境。

　　捐贈之外要自律

　　不可否認，現在有些企業家捐贈確實有其功利目的，就是想跟政府搞好關系，掩蓋或者平息別人對他財富“原罪”的指責。與此同時，他還想從捐贈中謀求利益，以此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院長任劍濤談到這一點時表示，“目前，中國企業家的責任大多屬于他律性，而不是自律性的。比如某位富豪一方面經常慷慨地捐款行善，可另一方面他的煤窯卻在將人‘活埋’。一方面在做慈善，另一方面卻害死人，這種情況下，單方面去談企業家、政府、社會的責任都不到位。”

　　“企業家是社會道德和價值建設的重要力量，對新的基本價值觀和文化價值觀要承擔一部分責任，不能一邊做善事，一邊為了企業發展不擇手段，這是‘分裂癥’。這樣的企業是長久不了的。如果一個企業家既能夠被法律所規范，又能夠被政策所約束，還能夠有自覺的社會責任，那他就不會以捐贈作為砝碼與政府討價還價，與社會討價還價了。”任劍濤補充道。

　　道德宗教與企業家捐贈

　　企業家捐贈意識無疑受到社會整體道德水平的影響。在中國傳統道德標準中，歷來就有“遵法度，重倫理，行公益”的觀念，現在中國的很多企業家自詡為“儒商”。但同時，社會輿論對企業家階層的整體評判卻難以擺脫“為富不仁”、“無商不奸”、“見利忘義”的形象。

　　《新財經》：有些企業家有自己的捐贈渠道，比如捐錢修寺廟，這是否也是一種道德修煉？如何理解宗教信仰與企業家責任之間的關系？宗教信仰與社會責任之間能否形成一條完美的交匯曲線？

　　白長虹：捐錢修寺廟是個非典型案例。這個問題比較復雜，因為這類捐贈的意圖很多，有的企業家僅是為求得內心安穩，有的完全是迷信，卻沒有任何宗教信仰存在。這個問題沒有一般性規律可尋，它不是跟社會責任的簡單交匯。但也不能說它們之間沒有關系。比如西方的基督倫理，很多人都是信教的，在企業家責任的行使中起了重要作用。基督教讓人們深信，上帝充滿了仁慈和愛心，子民們也應該以上帝為榜樣。而且，一個人死后帶著大筆財富進不了天堂之門，而生前行善則會受到天堂的歡迎。所以，他們會樂于在生前捐贈。

　　《新財經》：中國社會正處于改革開放的轉軌時期，一些領域的道德倫理框架正面臨威脅并需要重構，在這一過程中企業家應擔負怎樣的責任？

　　白長虹：這個“重構”需要界定，重構什么。如果從基本價值取向來說就是“真、善、美”。過去的富賈有了錢就是造墳等，但是過去的價值觀認為這是好事，光宗耀祖，認為這就是價值。現在的價值觀就對此不認同了，這是道德的價值取向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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