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

　　近日閉幕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六審物權法，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人士表示，六審之后的物權法(草案)已經比較成熟。

　　這一結果得來不易。物權法立法以其歷時之久、爭議之激烈，創下了中國人大立法史上的新紀錄。物權法起草動議于上世紀90年代初；2002年12月，物權法一審稿作為民法草案的一部分，提交人大常委會進行了初次審議；以后4年間歷經六次審議，并且伴隨數次物權法姓“社”姓“資”、物權法是否“挑戰”憲法、物權法是保護既得利益還是保護弱勢群體等一系列全社會范圍的大討論。

　　如今，我們終于得到了一部被認為“比較成熟”的

物權法草案。所謂成熟，總體而言，就是在理論上把維護國家基本經濟制度作為物權法的立法目的，跳出了大而化之的意識形態化的爭論窠臼；在技術上更加注重各方利益群體的平衡，依法對國家的、集體的和私人的合法財產給予平等保護的原則得到了強化，物權主體人權利相同、權利人適用相同的市場規則、侵害人承擔相同的民事責任的“新三公”原則在實踐操作中有法可依。

　　物權法的動議、起草、討論的過程，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由淺入深的過程，與我國1999年、2004年兩次修憲認可了非公有制經濟與私有財產的地位的重要歷史變遷相吻合，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所發生的巨大進步。

　　但進入物權啟蒙時代的現實，意味著我們不可能得到一部完整意義上的成熟的物權法，而只能得到一部處處體現現階段特色的物權法。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第一，圍繞著物權法的爭論起點甚低，乃至于物權法應該隸屬于公法還是私法范疇，意見都不統一。本應由憲法、行政法等等公法來加以保護的國家的“公”利益，被加入物權法中，并得到了強化。

　　物權法作為私法，主要功能是確認和保護“私”的利益，同時對侵害國家財產的民事責任作出規定，不宜要求私法行使公法職能，畢其功于一役地將所有關于財產合法性的規制，都由物權法加以明確界定。但目前出臺的物權法六審稿，明顯折中了兩方面的意見，私法中加入了大量公法內容，物權法因此與規定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憲法、保護國有資產的行政法規糾纏在一起。

　　第二，在爭論雙方相持、意見無法統一的情況下，擱置爭議成為必然之選。物權法六審稿甚至在一些關鍵概念上都語焉不詳，這不僅給繼續爭論留下了廣闊空間，還使得物權法的“但書”條款過多，削弱了物權法的效力。

　　不對“公共利益”進行界定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多數專家認為，在不同領域內、不同情形下，公共利益情況相當復雜，難以作出具體規定，應將“公共利益”留給相關單行法律作界定———連公共利益與商業利益之間都沒有作出一個起碼的界定，更不用說對公共利益設定一個基本的認證程序。如果如此重要的民法基干法律都無法對公共利益作出界定，如何能奢望其他民事法律、行政法規作出界定？其結果不免你界定你的，我界定我的，一團混戰，這對公民財產權的落實恐怕是一個隱患。

　　我們身處的時代，一方面是公民權利意識正在迅速覺醒，另一方面是公權與私權的糾纏越來越多、公共利益與商業利益越來越混淆不清，因此物權法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廓清基本概念，為公民的財產權設立法律保障的樊籬。但受制于傳統理論與既定的利益格局，各群體在物權法的一些基本認識上尚未達成共識，只能寄望于后來者解決今天的問題。

　　總之，目前的中國物權法只能是一部在理論與利益的折中中求得生存權的“半路工程”。我們固然應該去除急功近利的心態，清醒地認識到市場經濟轉型期事關全民的基本民事財產立法的艱辛與成就，但這不應妨礙我們認識到如下事實，即我們雖然進入了一個大立法的時代，物權法雖然已經“比較成熟”地呈現在我們眼前，但那只是走向法治社會的一小步。

　　財產權是最基本的公民權利之一。物權法的立法狀況因此攸關每個公民的切身利益，理應保持最大限度的開放，保持最大范圍的公民參與，從容推敲，充分討論，盡可能地排除隱患，減少遺憾。換句話說，物權法草案“比較成熟”固然令人欣喜，但我們不能以此為滿足，我們需要而且可以集中全社會的智慧，使之更為成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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