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它將適應國內、國際反洗錢形勢的需要，填補我國的立法空白，對反洗錢義務主體和一般社會主體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然而，國際反洗錢的歷史并不久遠，對中國而言，反洗錢也是一個新的課題。因此，就反洗錢的制度構建而言，還缺少十分成熟的模式。《反洗錢法》規定了我國目前反洗錢中的一些基本問題，但這部法律涉及的一些具體問題仍需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完善。

　　義務主體可延至各方面

　　需要對“特定非金融機構”的反洗錢義務在法律層面進一步明確規定。當前，國際國內反洗錢的客觀形勢要求必須把反洗錢義務的主體延伸到社會主體的各個方面，包括從反洗錢監管機構、司法機關到金融機構、特定非金融機構等多個層面，構建全面的預防洗錢犯罪體系。《反洗錢法》雖然授權國務院反洗錢行政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制定特定非金融機構的范圍、其履行反洗錢義務和對其監督管理的具體辦法，但由于其僅為部門規章，法律層次較低，可能不利于全國反洗錢工作的統一開展。

　　有待建立激勵和成本補償機制

　　有待建立反洗錢獎勵制度，對舉報洗錢有功的單位或個人給予獎勵，以鼓勵社會公眾積極參與反洗錢。開展反洗錢工作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以金融機構反洗錢為例，需要付出的成本包括制度成本、雇員成本(包括工資成本和培訓成本)、檢查成本(金融機構檢查過程中形成的計算機設備、辦公用品費和差旅費等支出)、流失客戶、檔案管理成本、技術投入成本等。因此，國家立法在為金融機構等反洗錢義務主體設定反洗錢義務和責任的同時，還應逐步建立相應的激勵和成本補償機制。

　　可疑交易報告模式更合工作需要

　　單一的可疑交易報告模式更適應我國當前反洗錢工作需要。在國際上，有三種反洗錢交易數據報告制度：大額交易報告制度、可疑交易報告制度和綜合報告制度。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實行綜合報告制度的費用成本比實行其他任何一種報告制度都要昂貴，也給接收數據的機構帶來了麻煩。此外，由于我國金融機構，尤其是特定非金融機構的計算機網絡化水平不高，尚未形成普遍聯網的統計系統，如果對大額和可疑交易標準規定不當，要求同時報告大額和可疑交易必定會造成巨大的工作負擔和社會資源的浪費。

　　保密例外原則需要明確

　　保密例外原則的規定不夠明確。對《商業銀行法》第二十九條、第三十條所確定的金融機構為客戶保密原則，《反洗錢法》尚須明確例外原則規定。《反洗錢法》規定，國務院反洗錢行政主管部門有權“在職責范圍內調查可疑交易活動”(第八條)，“發現可疑交易活動，需要調查核實的，可以向金融機構進行調查，金融機構應當予以配合，如實提供有關文件和資料”(第二十三條第一款)，“可以查閱、復制被調查對象的賬戶信息、交易記錄和其他有關資料”(第二十五條第一款)，但以上規定都沒有明確“調查對象”是金融機構還是金融機構所服務的客戶，沒有明確規定其是否有權查詢在金融機構開戶或辦理業務的單位和個人存款。雖然《反洗錢法》第六條也規定：“履行反洗錢義務的機構及其工作人員依法提交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受法律保護”，但沒有對國務院反洗錢行政主管部門是否可以查詢涉嫌洗錢的客戶賬戶存款進行明確規定。

　　對義務主體的保護要加強

　　根據《反洗錢法》第三條的規定，金融機構需要履行的反洗錢義務不僅有依法提交大額交易和可疑交易報告，還有客戶身份識別、客戶身份資料和交易記錄保存等方面，類似這些活動也應“受法律保護”。

　　臨時凍結措施要完善

　　反洗錢臨時凍結措施制度需要完善。《反洗錢法》賦予國務院反洗錢行政主管部門臨時凍結資金權力，但有三個問題需要進一步明確：一是主管部門行使臨時凍結資金權時，是否應及時出具“臨時凍結賬戶決定書”？二是主管部門工作人員濫用臨時凍結資金權，并造成賬戶持有人財產損失的，是否應給予賬戶持有人賠償？三是還應該對主管部門主動解除臨時凍結措施及其程序、方式等作出規定。

　　筆者認為，通過實踐，將來在完善《反洗錢法》時有必要對這些加以調研，讓這部法律發揮更大作用。

　　□陳云(北京反洗錢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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