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論嚴介和為時尚早

　　此番嚴介和危機爆發，雖爆料頻出，然而在筆者看來，尚不足以形成定論。原因在于財務數據甄別之難。

　　筆者關注嚴介和始于去年底，然而遲遲未動，原因就在于一直未能找到通往真實數據的路徑。嚴介和作為一名非凡的言說者，常寥寥數語就能將聽者淹沒于概念與義理的海洋，什么“其實政府最講誠信”、什么“企業家是弱勢群體”等等，對于這些言論，我的態度

是姑妄聽之，因為就調查新聞而言，是調查路徑以及隨之呈現的核心真實，才構成報道的核心內容與沖擊力，而絕非泛泛的義理傳播。

　　一般而言，企業的年檢報告和總裁講話所引數據，是可以采信的，但如果這兩大信源相互矛盾、且差距太大，則很難在此基礎上做出進一步的判斷。

　　太平洋集團的總資產是多少？凈資產是多少？年營業收入是多少？缺乏這些基礎數據，想判斷太平洋發生了什么？為何發生？危機到底有多大？是困難的和冒險的。

　　假設我們采信嚴介和所說“目前只欠銀行3.82億”這一數據，那么他規模達數十億的資產以及上千億元的項目訂單，究竟是如何與這區區數億元的銀行債務相匹配的？其負債率之低似與經濟常識相悖。

　　假如我們不采信他的債務數據，他的真實債務究竟是多少？其清償能力究竟如何？

　　我們甚至很難從銀行的催債表現，來反推太平洋的危機規模。就金融系統目前的聯網管理水平而言，不同地區、不同銀行對太平洋系公司整體的負債情況應該是有通盤了解的。那么，銀行為什么要選擇目前的公開催債方式？正向推理是，銀行知悉太平洋危機深重，故苦苦催索。反向推理則是，銀行公開催債恰恰反證了太平洋的債務十分有限，因為假設太平洋的債務在20億、30億以上，銀行投鼠忌器，絕不敢以目前的方式催索債務。

　　嚴介和能否有驚無險地渡過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項目的回款能力和資產的變現能力。而危機的公開披露，將進一步加大他調度資金、處理危機的難度，甚至有可能引發連鎖反應。

　　然而如果嚴介和將媒體也視為危機的制造者則是不客觀的。事實上最遲在今年初，太平洋的現金流已經開始出險。媒體的公開報道是在他四處救火達數月之久以后，才由法院公告被動帶入的。

　　嚴介和危機是由

　　值得關注的是，嚴介和危機其實也是對媒體職業水準的一次考驗。在技術層面的考驗是，如何甄別和處理企業在危機干預中釋放的數據與信息？在調查層面的考驗是，面對錯綜復雜的個案事件，又怎樣以獨立調查在更大范圍內發掘新的事實，維護公共利益。(作者系新華社江蘇分社記者 經濟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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