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龍生

　　四個年頭，六次審議，從激烈爭論到凝聚共識，《物權法》草案的許多重大問題已基本得到解決，有望在適當時候提請全國人大審議。六稿之后的《物權法》，協調各方意見，兼顧各方利益，成熟度逐步提高。但是，由于“公共利益”具體含義的界定與土地、房屋的征收、征用和補償密切相關，所以在草案討論中，始終有人建議界定“公共利益”的含義。各有關部門反復研究后表示，關于“公共利益”的具體含義，分別由有關法律規定較為切合實際。(《新華每日電訊》10月30日報道)

　　正是因為目前公共利益“法無定論”，公共利益與商業利益之間并無明顯邊界，而且以當前的體制、機制看，政府的行政行為尚難以保證超越自身利益，從法律意義上對公共利益做出界定，確屬眾望所歸。多數專家認為在不同領域內、不同情形下，公共利益情況相當復雜，難以作出具體規定，應將“公共利益”留給相關單行法律作界定。從原則來說，這樣的說法當然可以理解。但是到底什么層級的法律可以對“公共利益”做出界定？作為一部民事法律，《物權法》難道不算“相關單行法律”嗎？為什么不能從該法相對較窄的視角，對“公共利益”做出界定呢？《物權法》開了“回避‘公共利益’”這個頭，今后其它單行法律會不會群起仿效？也采取回避態度呢？

　　在一個權利意識復蘇的未來社會里，公權與私權的糾纏將越來越多。“公共利益”也就成了一個躲不開、繞不過的門檻。但是面對這樣的一時難以盡述的問題，立法顯然處于“既躲不開，又不能等”的兩難境地。在這樣的情況下，筆者感覺立法應該遵循“能細則細，不細則補”的思路。具體來說，一是要通過充分調研，將法律主體涉及公共利益可能遇到的具體情況，盡可能納入法律規定；二是法律對于公共利益無法做出具體規定時，應該規定由誰來判別、怎樣判別“公共利益”；三是從保證聽證質量的角度、細化聽證事項相關法律，認定“公共利益”的方法和程序。

　　《物權法》草案沒能對“公共利益”做出界定，的確令人遺憾。但我覺得，通過法律內部、法律之間等側面互補，讓公共利益的界定體現更多的“公共意志”，這一遺憾就有可能被減輕。因此，立法部門不應該放棄種種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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