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觀察之唐昊專欄

　　像美國這樣利益集團政治發達的國家經驗證明的是:更多“普通利益集團”的出現將是遏止“特殊利益集團”膨脹的最好的方式。問題是誰能為這種集團利益的博弈創造一個公平的體制環境，使得強者公正，弱者有所保障？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重慶市交通委員會10月21日透露，單位所有副處級以上干部，將輪流乘公交車上下班，以配合暗訪組，掌握公交車運行狀況、乘客的需求和意見。此言一出，幾乎所有的媒體都認為這是值得報道的“新聞”，其后更成為網絡評論的一時熱點。

　　這次重慶交委官員乘公交車的舉措，我想是和此前重慶市市長王鴻舉乘公交車調研的事件有關。不過，即便其中有作秀和跟風領導的想法，但做了總比不做好。何況，此前政府政策制定的習慣向來都是:由一些從來不坐公交車的人來制定

公共交通政策；由一些與社保毫無關系的人來制定社保政策(

公務員自有退休保障機制而無須社保)，如此的政策制定方式顯然難以令人信服。像現在這樣由主管官員自己來坐一坐公交車，無疑意味著一種政策制定思路的變革。

　　但是話說回來，只要官員放下身段與老百姓看齊，就會成為新聞，這種事情我總以為是發生在上個世紀。但沒想到社會觀念這個“爐子”是如此難以搬動:幾年前，為緩解交通擁堵，昆明市委書記楊崇勇曾經作出表率，帶頭坐公交車上班；北京市環保局副局長杜少中在“每月少開一天車”啟動儀式上鄭重承諾:從現在起每月少開一天車，盡可能多乘坐公交車；此前也有人大代表建議管交通的領導乘公交上班、管醫療的領導定期去

醫院看病等等。每一次，這類事件都成了新聞，不免令人感到奇怪——目前還沒有一個文件、法律賦予領導干部坐專車上下班的特權，何況我們的領導都號稱是“人民公仆”，哪有主人擠公交，仆人坐專車的？怎么到了今天特權就成了習慣，而反特權、回歸公仆的“本色”反而成了新聞？

　　在國外，那些民選的市長、州長，想要搞點特權什么的，不僅程序上困難重重，在主觀上他們也不愿這樣做，因為所謂特權會把他們和真正支持他們的選民隔離開來。至于乘公交車上班，這個在國外也是作為一個公務員或民選官員再正常不過的選擇。倫敦市長利文斯通沒有汽車，更沒有什么專職司機，而是每天坐地鐵上下班。他還解釋說:“這讓我多了1小時的時間可以坐下來閱讀。每天坐地鐵，我也可以知道我負責的公共交通系統到底怎么樣，沒有幾個官員會告訴我公共交通的缺點，我要自己去發現。”同樣這樣做的還有紐約市市長布隆伯格，他和紐約市民一樣，每天乘地鐵上下班。在擁擠的車廂里，布隆伯格經常找不到座位，只能站半個小時。

　　近來，六中全會提出要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中防范“特殊利益集團”所帶來的危害。但在中國，那些“特殊利益集團”不僅僅是指石油、電信等享有經濟特權的集團，也應該包括某些享有特殊政治和社會生活利益的政府機構。所謂“特殊利益”主要體現在我們的政治生活用制度的方式，使得某些利益集團事先就占據了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主導地位，并且以剝奪其他弱勢集團的方式來獲得權利和利益。這種安排是以“特權腐蝕政治體制”為代價的，使得本來應該作為“公器”的政府政策成為少數階層和集團享受特權的工具。在歷史上，通過制度與特權階層的合謀而人為擴大不平等的做法，遲早將會釀成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結構性的沖突，這對國家和人民來說不諦是一個災難。

　　在重慶市交委的舉措中，在越來越多的官員把“平民化”作為一種自我標榜的過程中，我們似乎能夠看到特權的合法性在逐漸褪色，某種積極的變化正在發生，但是，指望特殊利益集團自己放棄這種特殊利益，那一定是一個緩慢而艱難的過程。在一個利益博弈進程激烈的社會中，一項持久的政策必定來自有組織利益集團的支持。要限制既得利益集團對社會的控制，唯一的方法是要幫助弱勢群體組織起來保護自身的利益。例如，若想“領導乘公交”變成一種常態，除非那些能夠代表乘客或普通公民利益的代言組織建立起來，把“社會呼吁”變成一種組織性壓力，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公交司機工會、“關心乘客利益委員會”、交通管理局之間的良性博弈，如此，則相關的社會規則和默契才有可能建立。像美國這樣利益集團政治發達的國家經驗證明的是:更多“普通利益集團”的出現將是遏止“特殊利益集團”膨脹的最好方式。問題是誰能為這種集團利益的博弈創造一個公平的體制環境，使得強者公正，弱者有所保障？

　　(作者系學者)

　　本版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