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劍

　　過去30年里，孟加拉國的銀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因為創辦了專門從事小額信貸的鄉村銀行，幫助了數百萬窮人特別是婦女擺脫貧苦，因此被授予200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這事無疑給了中國人一個提示。在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僅8天之后，10月22日，尤努斯應邀抵京，上午在釣魚臺開中國孟加拉鄉村銀行小額信貸國際研討會，下午在北京大學“抒懷”，并接受聘書成為北大名譽教授。

　　尤努斯對中國政府的小額信貸發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他說，中國決定成立郵政儲蓄銀行，并把它作為向農民提供小額信貸的主要機構是值得鼓勵的。不過，“中國政府目前在發展小額信貸方面缺少必要的監管環境”。尤努斯說，孟加拉的鄉村銀行的監管非常透明，政府可以有效監督，董事會可以有效管理，“這對一個小額信貸機構的良性發展來說非常必要”。

　　在當前和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我國銀行業的信息公開和監管水平一時可能適應不了市場的要求。在此情況下，開放只貸不存的私人銀行業務比設立專門的小額信貸銀行可能更重要。據悉，我國目前由國際機構通過

商務部、農業銀行、婦聯、社科院、農業部等設立的小額貸款組織，迄今有300多家機構；另外一類的小額貸款由農業銀行和農信社接受央行再貸款、國際組織贈款而向農民發放。但毫無例外，它們都存在體制僵化、管理落后、主動性創造性不強等特點，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目前，亞洲的小額信貸受惠者有8500萬人，其中5000萬是孟加拉和印度的窮苦農民，而中國的統計數字只有10萬人受到小額信貸的幫助。可見現有管理體制下，即使增加一個專業的小額信貸銀行，效果也可能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茅于軾先生發起的小額扶貧基金，十年時間里，從500元起家，如今已積累到50萬元資產；受惠的農戶達到2500戶，平均每戶四人計，有上萬人受惠。無論從自身資產增值的效率，還是從扶助農民的效率看，都遠高于那數百家官方、國有性質的小額信貸機構。

　　我們過于擔心金融風險而不準許私人開辦銀行業務，事實上由此造成的金融風險更大。私人銀行自由準入受限，給我們帶來的是一個極其脆弱而且不公平的金融體系：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呆壞賬率居高不下(官方數據是2001年不良貸款比率高達54%，現在在10%左右。而曾長期在中國從事有關金融機構會計

審計業務的安永

會計師事務所公開發布研究報告，稱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總額達9000億美元。此論遭到中國人民銀行的駁斥)，蘊藏著極大的金融風險；銀行“嫌貧愛富”，急需得到金融支持的私營企業和窮人得不到金融支持，并由金融權利的匱乏加劇其經濟和社會、文化權利的匱乏；國民儲蓄率過高，儲蓄利率則甚至低于通貨膨脹水平，導致普通民眾的財富不斷縮水。

　　開放私人銀行，無疑可以使上述三個方面的矛盾都得到及時有效的緩解，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正面激勵作用。開放私人小額信貸銀行，最大的風險不是來自貸款本身，貸款本身的風險，企業自己會控制，包括不妨學習尤努斯的無抵押風險控制辦法；最大的風險來自吸儲。如果允許私人吸儲，在信息不透明和監管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可能引發非法集資等金融風險。因此，可以暫時禁止這些私人微小銀行吸收公眾儲蓄，而只允許個人或合伙、合資經營，通過自有資金實現滾動發展。但是不必對資本金和利率進行過多限制。這樣，在現有條件下，不需要任何額外的監管，就可以開放只貸不存的私人銀行業務，只要防止用非法手段進行放貸和逼債即可(這是公安部門的份內事)。如是，則會有很多民間資本被盤活，進入直接投融資領域，整個中國的金融格局、經濟格局和窮人生存狀態都將為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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