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毅

　　最近，一位曾駐印度的外交官向國人介紹印度，在描述了印度窮人窮得“滴血”的生活現狀后，卻不無羨慕地寫道：可他們并無“仇富”心態。在印度，富人即使再富，也都覺得很有安全感。并提出：在印度，社會貧富懸殊到了極致，但窮人富人竟能井水不犯河水，截然分明，彼此相安無事，這確實值得我們思考。(《中國青年報》10月21日)

　　這條新聞登上了當日各大門戶網，尤其是在以“高端閱讀”為目標的商業頻道和財經網都上了首頁。從一些回帖來看，很有些高端精英人士對此心有戚戚然焉。但我卻奇怪了，這有什么好“值得我們思考”的？難道說為了解決因貧富快速分化而產生的階層沖突，就希望窮人既不患貧也不患不均，把自己當做一坨爛泥？

　　首先需要說明一點，印度的種姓制度并沒有國人想象得那樣糟。它也有很多優點，是形成與維系印度民族的核心。但無論種姓制度有多少優點，它的效能低下也是毋庸置疑的。當一個社會中的個體無論怎么努力，都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時，大多數的人就會選擇不努力。

　　其實，任何一個社會都會有階層沖突，都會有沖突激烈的時期，也都需要用一整套的社會制度來應對之。最晚到公元前7世紀，印度的種姓制度得以形成。當時雅利安人征服了印度，但被征服的達薩人人數更多，沖突激烈。印度人最終選擇了種姓制度這種極端內斂的社會制度路徑來應對，以固化社會階層的方式，最大程度在壓制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同時給予相對的安定感。而在中國春秋末年，隨著地主和自耕農的大量出現，與原有的奴隸主貴族沖突激烈。但我們的先人選擇了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路徑來應對，商鞅創立了“首功制”，而從隋文帝到唐太宗到武則天則完成了科舉制，他們為各階層之間的流動打開渠道，在盡量大的程度上保持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保證了社會的活力。其實對于古代中國，我們最應該感到驕傲的就是，在各大古文明大都選擇了固化階層以應對階層沖突時(種姓制度是最極端的)，我們卻創建了階層流動的制度以保持社會穩定，而這無疑更優。

　　仇富當然是不對的，不患寡但患不均的極端表達也是不對的。但是我也覺得這些年來，我們對不患寡但患不均已經過度批判了。因為一件事總有其兩面，這種國人心態，雖然在某些外部條件的刺激下會增加社會的動蕩，但是在大多數的和平時期，患不均卻是整個社會向上和向善的動力，也更是中國這種社會整體架構下的必然產物。因為有了求均的路徑和可能，人們才會患不均。在印度的種姓制度下，人口總數60%以上的首陀羅和賤民們，反正也求不了均，也就不患了。

　　中國現在又到了一個階層沖突、矛盾激烈的時期，又需要做一次路徑選擇了。要做什么選擇？其實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前，拉美與美國的差距并不很大，美國的階層沖突也挺嚴重，但是隨后美國選擇了羅斯福新政，給予勞工權利，讓下層民眾有機會有能力參與決策，從而緩和了對立。而拉美走上了威權政治，把下層民眾壓“老實”。結果，美國成了世界老大，拉美落入陷阱，至今爬不出來。

　　中國人當然要有雄心，作出一次與美國當年選擇起碼相當，甚至更優的路徑選擇。這時候，卻突然有人說印度窮人的生活態度也“值得我們思考”，還有很多高端精英人士心有戚戚然焉。不得不說，這種“思考”實在是沒出息得不成體統了！另一方面，這種“思考”的出現，也說明中國社會精英的寡頭化傾向。通過某種形式的階層固化來解決階層沖突，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這種思路一旦得勢，非常危險，它將使中國陷入一種低效能社會的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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