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印度相關政府部門提議起草一項FDI審查政策，首次把中國列為“存在威脅印度安全的敏感國家”，這是印度多元化體制和機制以及外資政策中存在的“利用與限制”之爭的必然表現

　　權衡

　　有關中印經濟發展比較研究中，學者們經常津津樂道于兩國在引進外資方面的比較及其差異。

　　外資比較與經濟發展啟示

　　相對于印度1991年外資政策調整和改革開始以后引進的外資，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無論是在引進外資的數量、規模以及實際效果方面，均遠遠超過前者。2003年，中國當年引進外資總額為535.1億美元，印度為42.7億美元；這一年中國引進的FDI占世界FDI總量的9.6%，而印度比重則為0.76%；在全部發展中國家的FDI中，中國就占了31%，而印度則占2.5%(國際統計年鑒，2005)。今天，世界500強企業中有近400家企業在中國投資，從基礎設施、電力設備、通訊技術到家用電器、醫藥產業等近2200多個行業和項目，都有外資投資和發展。

　　與中國相比較，可以看出，印度引進外資無論在總量、速度等方面確實還有一定差距。問題在于，對于今天的印度發展而言，究竟是否需要外資？發展經濟學里有一個所謂的“兩缺口模型”，即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階段，往往存在“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這導致工業化發展缺乏資金支持，因此該模型從理論上證明了為什么發展中國家必須充分利用外資發展本國經濟，以彌補國內經濟發展中的資金不足。

　　從印度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首先，長時期經濟發展緩慢致使國內儲蓄偏低，即使近幾年收入上升，私人部門儲蓄率只有22%~24%，印度公共部門儲蓄則更低，上世紀90年代也只有1%~2%之間，而且近幾年出現了負增長；此外，印度

外匯儲備實際上也相當缺乏，1991年中期，當時的外匯儲備僅夠印度兩周的商品進口之用，導致了嚴重的國際收支危機，據說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迫使政府實施改革。

　　從這些可以看出，與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印度經濟發展中同樣存在兩個缺口，即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這一方面制約了經濟增長的資本形成率，另一方面也制約了政府公共投資，影響了基礎設施和經濟增長的環境改善，迄今印度基礎設施包括交通、電力等仍然是經濟增長最大的瓶頸。相比較而言，中國儲蓄率自改革開放以后一直處于高位攀升，2005年達到了46%，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仍然積極引進外資，并引導外資投資到一些基礎設施和產業部門，進而加快經濟增長。無疑，中國的經驗顯示，印度經濟發展急需要加快引進外資，彌補國內資本的不足。

　　印度FDI：政策調整中緩慢推進

　　其實，印度政府在很早的時候，就比較注重和利用外資。印度獨立后不久，1949年4月尼赫魯就明確宣布，歡迎外國投資者在符合印度利益的條件下在所需要的領域進行投資，并保證，包括對內外企業一視同仁，在許可的情況下，給外國投資者匯出利潤和資本紅利以適當方便等。當時主要就是考慮到印度經濟發展缺乏資本，希望通過引進外資發展國民經濟。

　　但是，在以后的幾十年發展中，由于印度政府實行政府控制性的經濟運行模式，行政審批、行政許可等幾乎涵蓋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加上保守主義的影響，所以引進外資進程實際上相當緩慢。相比較而言，印度政府卻更傾向于大量利用世界銀行、國際開發協會等國際組織的金融援助等，例如上世紀70年代發起的旨在推動農業發展的“綠色革命”，就主要運用了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援助。

　　但問題在于，這些措施實際上根本無法滿足國內資本的需要，結果直到1991年發生國際收支危機后，在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下，才開始了艱難的市場化改革，其中包括對于外資政策進行了一系列根本性調整，包括廢止行業許可，除了少數“戰略性”部門，擴大FDI的投資領域；簡化FDI的投資手續，放松外國投資者的進口限制；FDI在允許的絕大多數部門的比重升至100%；允許外國機構投資者在

股票和債券市場上進行組合投資；取消進口配額等。這些改革和措施對于促進印度引進外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外資的“利用與限制”之爭

　　從總體上說，印度在引進外資以及相關政策調整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政策調整反反復復，猶猶豫豫，至今仍然存在“利用與限制”的爭議。其實，印度從上世紀90年代啟動的市場化改革，從一開始就存在不同意見和爭論，尤其是在印度參與全球化問題上，不同政黨、組織和社會團體之間圍繞全球化究竟給印度帶來的是利大還是弊大等問題分歧更大。這些分歧和爭議不僅來自學術層面上的討論，更重要的是來自不同政黨、組織甚至宗教團體等方面，因此他們的爭議和討論往往會直接左右和影響政府的改革政策；包括在引進外資方面。最近正在爭論的一個熱點是，印度是否需要建設更多的“經濟特區”，他們一方面看到了中國舉辦經濟特區的積極作用，但是卻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如特區是否應當占用良田耕地等方面存在不同意見。

　　筆者的理解是，在民主體制和框架下，改革的政治過程必然首先表現為不同政黨和利益團體的共同協商、平等參與過程，這一方面會保證改革中各種不確定性和風險的最低，但另一方面也往往造成改革方案的形成過程變得曠日持久，貽誤改革的最佳時機，這是印度市場化改革以及引進外資過程的一個特點。

　　所以，就不難看出為什么印度改革從啟動以來已經16個年頭了，市場化改革進程卻甚微，外資和外貿改革比較緩慢，甚至有時經常遭到來自反對者的聲音。相比較而言，被稱之為“一場革命”的中國改革，政府動員和推動起到了積極作用，改革進程尤其是在經濟領域非常迅速，但是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改革措施和方案應當充分論證，力圖將風險降到最低程度。

　　盡管啟動于上世紀90年代的市場化改革在推進行政審批等方面有了一定變化和進步，但印度政府對于經濟的行政控制以及對于外資的限制，從根本上沒有放棄過。最近印度相關政府部門提議起草一項FDI審查政策，首次把中國列為“存在威脅印度安全的敏感國家”。這本身就是印度現行多元化的體制和機制以及外資政策中存在的“利用與限制”之爭的必然表現。(作者為上海社科院研究員、印度尼赫魯大學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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