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曲力秋

　　專家稱其生活態度與人生觀更具進取心并建言應更多關注窮人

　　舉世矚目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已經落下帷幕，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強調，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規范收入分配秩序。

　　由新華社18日受權播發的《決定》全文指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強收入分配宏觀調節，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促進共同富裕。

　　一種普遍的觀點是，在構建

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中國新中間階層的興起和壯大將對中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新中間階層”是近些年才在中國引起關注的一個新興群體。與其近似的稱謂有：“中間階層”、“中等收入者群體”、“白領”等。

　　2002年1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是中間粗、兩頭尖的“橄欖型”結構，這樣的結構下，社會資源可以得到合理分配，階層間的利害沖突減少，有利于社會穩定。而“新中間階層”正是“橄欖型”社會的中心部分。

　　2006年9月下旬，由中國國情研究會啟動的“中國新中間階層生活調查”，為“新中間階層”形象做了如下的勾勒：一、具有較高學歷，受過專業化訓練；二、主要從事腦力勞動工作；三、以工資薪金謀生；四、對社會公共事務有一定的發言權及影響力；五、強調自我成就、自我實現，對社會意識形態有相當的影響力；六、擁有生活必需的體面財富、閑暇時間。

　　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蕭功秦認為，與那些暴發致富、有權有勢的、保守的既得利益者相比，“新中間階層”在生活態度與人生觀上更具有進取心。

　　蕭功秦說，由于自己的切身利益往往受到錢權交易與官僚系統中的非法行為的侵害與阻礙，因此，“新中間階層”希望社會制度和法制的進一步完善，希望中國通過漸進的政治改革與制度建設，來保護他們的合法利益。希望有更大的自由發展的空間和機會，他們是支持改革與社會進步的新的社會基礎中的一種重要力量。如果說，暴發致富的特權階級滿足于體制的不健全，并從現有體制的漏洞中大量獲取食利機會，那么，知識型“新中間階層”則未必滿足于這種現狀。他們更傾向于體制改革，有著更強的改革要求與愿望。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李春玲認為，對“新中間階層”的評價，現在大部分是強調他們在社會發展當中的正面作用。“新中間階層”追求進步，在政治上也比較溫和，他們希望社會平穩發展，比較支持穩健的改良主義道路，即我們所說的漸進式的改革。“新中間階層”追求進步主要表現在他們對新事物、新現象采取比較開放的、寬容的態度，能使社會即向前發展又不會出現大的震蕩。

　　蕭功秦說，正如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所指出的，凡是“新中間階層”在社會分層中占較大比重而上層與下層占較小比重的“橄欖型社會”，將會是一個既具有進取潛力而又較少激進心態的社會；相反，“新中間階層”較少，上層與下層之間充滿對立與沖突的“工字型社會”則往往成為激進革命的溫床。

　　李春玲認為，中國目前的“新中間階層”狀況有點類似于美國上世紀50年代、日本70年代的狀況。在西方國家，“新中間階層”現象是

二戰以后出現的。那一時期，是西方國家經濟大發展的時期，很多人有了錢，然后他們就買車買房，但那時的“新中間階層”和現在的“新中間階層”有很大不同，那些富起來的人們還只是滿足于追求金錢和物質利益。過了一段時間以后，那些人的物質欲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然后就有了精神追求。

　　所以，李春玲說，到了60、70年代以后，西方國家的“新中間階層”開始有更多的精神上和價值觀念上的追求。他們開始倡導平等、環境保護等運動。和西方國家成熟的“新中間階層”相比，中國目前的“新中間階層”還只是過多地關注自己的生活，他們還處于追求更好的物質享受這個階段，他們對窮人的關注比較少。對此，李春玲說，“當然，這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20B7）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