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嘉春

　　日前，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埃德蒙德·費爾普斯榮獲了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主要理論貢獻除了獨立地提出了菲利浦斯曲線的附加預期模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理論貢獻是他提出了著名的“經濟增長黃金律”。這一理論對于我們探討當前中國宏觀經濟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仍有許多重要啟示。

　　為此，我們有必要先來簡要地敘述一下他的“經濟增長黃金律”這一理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伯特·索洛曾提出過“平衡增長理論” ，費爾普斯利用并在這一理論基礎上，提出了“經濟增長黃金律”，進一步探討了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系，即如何使勞動與資本比率之間的組合達到帕累托最優，將勞動與資本比率視為一種最重要的經濟關系，并通過調整勞動與資本比率的配置達到一個合適的水平，可以確定一種可預期的經濟增長。

　　啟示之一：為何投資增長過快是影響

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數據顯示，2001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了12.1%，2002年同比增長16.1%，2003年同比增長24.0%，2003年同比增長26.7%，2004年同比增長25.8%，2005年同比增長25.8%和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長29.8%。這些數據表明，投資增長過快是驅動中國經濟增長較快的主要動力之一，也表明了資本存量在不斷增加及資本增長率在不斷上升，由此也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

　　那么，中國的投資為何會增長過快呢？這主要是來自于兩方面因素的重要影響：一是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增長較快。這主要受中國經濟增長及全球低利率等因素影響，吸引了大量的外資流入中國。另一是中國國內的儲蓄率持續上升。經濟持續增長使得國內資本積累急劇擴大，尤其是儲蓄持續高增長。儲蓄率較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內部失衡。當就業率不變或有所下降時，這兩大因素導致中國經濟體中沉淀了大量的資本，并形成了更多的資本積累，最終使得產出(GDP)超過了正常的經濟增長率水平。由此，形成了所謂的投資過熱及經濟結構性過熱的現象。

　　這表明，當前中國宏觀經濟中出現的投資過熱及經濟結構性過熱現象，恰恰反映了勞動與資本比率的失衡。也就是說，資本增長率或資本存量的增長要明顯快于勞動力增長速度。因而，目前宏觀經濟調控的重點應當是適度降低資本增長率或言投資增長過快，以彌合潛在產出（GDP）與實際產出（GDP）之間的缺口，并確保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或言穩定增長。

　　啟示之二：事實上，近年來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勞動與資本比率失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勞動力增長速度的相對降低。從城鎮登記失業率指標分析，2001年年末為3.6%，2002年年末為4%（比上年末增加0.4個百分點），2003年年末為4.3%（比上年末上升0.3個百分點），2004年年末為4.2%（比上年末下降0.1個百分點），2005年年末為4.2%（比上年末下降0.1個百分點）。同樣，這些年來新增就業人數基本上維持在年增980萬人水平。這些數據顯示，從動態的角度分析，就業人口增速（勞動增長率）明顯低于投資增速（資本增長率）。

　　我們知道，在過去20多年里，中國的農業富余人口極其豐富，每年轉化為城鎮就業人口的速度提高，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這種獨特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基礎性條件。但是，現在隨著中國的投資增長過快，當投資增速大大超過就業人口增速時，必然會帶來就業率相對下降的突出問題，即投資過熱會對就業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而就業率的相對下降又必然會產生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同時，當資本增長率遠遠高于勞動增長率時，這種經濟增長只能依靠較高的國內儲蓄率來支撐。由此，又會導致國內消費不振及就業率下降，并會進一步加劇中國經濟的內外失衡。

　　所以，我們的判斷是依然要控制投資增長過快，通過降低資本增長率或消化提前增長的資本存量，以及提高勞動增長率或就業率，來改善或調節勞動與資本比率，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從這個角度分析，提高就業率是目前中國宏觀經濟中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這一問題也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

　　啟示之三：投資效率低下問題一直是我們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按照索·洛增長模型所展示的，GDP(或產出)的增長主要是由資本和勞動的增長率及邊際生產力（資本與勞動的組合比率）所決定的，此外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也有作用，技術進步也可以提高產出水平。而費爾普斯在一篇關于“黃金律”的著名論文中，還試圖分析產業發展與技術進步速度之間的關系，通過資本投入和增加研發支出等手段來達到技術進步，以及經濟中存在的創新和新發明等問題。

　　反觀中國之所以會出現投資效率低下的現象，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并不大。當投資增長過快時，即當資本增長率或資本存量不斷增加時，盡管技術進步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比以前已有所提高，但技術進步對提高中國經濟增長的作用與影響并不明顯，在一定程度上這一因素成了導致資本或投資本身報酬遞減的重要原因之一，最終也可能會使得經濟增長失去可持續發展的支撐能力。

　　現在，中國在不斷強調“科技興國”的基本國策，一個重要的經濟意義在于：當前通過降低投資增速和提高勞動增長率是調節和改善勞動與資本比率失衡的一個重要舉措，同樣通過加快技術進步也可以優化資本與勞動比率并促進經濟增長。這樣，才能徹底轉變目前經濟增長非集約型的發展模式，并走出一條我們可以預期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增長之路。

　　上述這些啟示告訴我們，由于中國經濟無法回避投資過熱、失業率、提高投資效率等宏觀經濟問題，將費爾普斯的“經濟增長黃金律”理論應用于分析這些宏觀經濟問題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的解釋力。為此，通過調節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兩大核心因素：資本和勞動的增長率以及邊際生產力，并通過加快技術進步來優化資本與勞動比率，使勞動與資本比率的配置達到一個合適的水平，以促進和保證經濟持續穩定增長。這一點恰恰應當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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